寡头电影为何闹腾出那么大动静

    我曾经给那种所谓“国产古装大片”起了个名字，叫做寡头电影。当代中国电影灾难，就在于寡头电影主导了整个电影市场消费的倾向。在文化内涵上，寡头电影与真正能够代表我们民族精神的文化产品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而在经济形态上，寡头电影所获得的收益与民族电影的良性发展也毫无关系。

　　可是，寡头电影，为什么能够闹腾出那么大的动静呢？

　　首先，寡头电影善于利用某些电影工业的市场规律，不惜重金掀起超强的宣传风暴。经常是中央台、地方台、访谈、花絮连绵不断，各种大报经常是几个整版的报道，甚至还有连续刊发的增刊、副刊，至于满街的灯箱广告、各大网站的热炒，还有超大规模的发布会、首映式，从大会堂到长城，从国内到国外，从包机飞行到耗资千万的演唱会，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于是，中国电影市场就被寡头电影弄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的怪圈：畸形的超豪华的宣传攻势，诱导和裹挟着观众去看他们的粉墨登场；而由此获得的超高票房又成了寡头电影自吹自擂的资本，从而为下一部寡头电影的拍摄奠定了基础。

　　那么，观众遭遇到如此霸道的寡头电影，究竟又能获得什么样的艺术享受，或者娱乐消遣呢？

　　依我看，最大的艺术享受，可能就是把寡头电影当做反面典型来进行剖析。许多专业的和业余的电影批评者的犀利文字就说明了这一点。而最大的娱乐消遣，也许就是大众对这种寡头电影的嘲弄、揶揄、挖苦和恶搞。最著名的有胡戈的“馒头事件”。而对于最新的《夜宴》，也有一篇不那么著名的妙文———《一个小学生对于〈夜宴〉的观后感》。

　　而寡头电影带来的灾难，还不仅在于寡头电影为了片面迎合观众的感官而产生的空洞、离奇、俗艳的弱智剧情和竭尽所能的视听轰炸，可怕的，恐怕在于目前许多观众的心目中，评判一部电影的正常标准，感知一部电影的正常方式，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裂变，产生出某种不可思议的新标准。例如，杨澜在她的博客中写道：“在香港看《夜宴》，场内没人笑”，似乎以此来证明《夜宴》的某种成功。而《夜宴》的官方网站，也把这篇文章当做一篇重头文章排列在前。但我要问，一部标榜为悲剧的作品，能把观众没有笑当做自己成功的标志吗？这是什么级别的伟大标准？这是寡头电影自身的沦落，还是观者艺术感知水准的沦落？

　　更可怕的是，中国的观众在寡头电影面前表现出的惰性、宽容、忍让、妥协和屈从，已经到了令人不可理喻的地步。中国有句俗语叫做“事不过三”，这在中国人传统的民族心理中似乎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定律。然而，现在的观众，却容忍了不止三次四次。《英雄》来了，大家看了，骂了，闹了，笑了，让他们赚了；《十面埋伏》来了，大家又看了，骂了，闹了，笑了，又让他们赚了；《无极》来了，大家就像重复某种仪式一样，又去看了，骂了，闹了，笑了，也让他们赚了；接着《夜宴》又来了，大家就像受了身不由己的魔法诅咒一样，还是去看了，骂了，闹了，笑了，还让他们赚了；现在，《满城尽带黄金甲》又要来了，我似乎就要看见大家就像被装上魔法控制的发条一样，又要旋转地登上向着它顶礼膜拜的台阶……

　　也许，我们真的无力反抗，也无从反抗。寡头电影不仅雄踞整个中国电影发行的市场，雄踞整个电影宣传的渠道，甚至好像也已经成为中国电影通往国际的形象大使。对寡头电影的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冲击，在某些人看来，似乎就是对所谓中国民族电影工业的冲击。这就是为什么寡头电影能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那些中低成本的优秀影片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的缘故。

　　但我想，如果我们还有一丝一毫改变命运的愿望，那我们也就没有完全泯灭自我拯救的可能。我们无力反抗别人，我们能不能够反抗自己？我们能不能够反抗我们自身那种盲从、跟风的惰性？我们能不能够反抗那铺天盖地的浮华宣传的恶流？我们能不能够反抗那明星密集的“丰乳肥臀”一次次抛向我们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