怅恨无歌，上海电影的没落

 从顾晓鸣君的文字里得知电影《长恨歌》被香港评论界评为2005四大烂片之一，见之，万千感怀，香港评论界没有瞎了眼睛。
而在大陆刚刚结束的百花奖将最佳故事片给了《张思德》，各位影迷，你们通过什么途径看的这部影片？一部被直接打入央六频道的电影却成为了大众的最爱，嗟乎！苍天啊！
电影的诞生就是平民的玩意，在被票价虚胖的票房收益里我见到的却是观众的急剧萎缩，就连学会组织的电影也大多数时间吸引不了年轻人，是当代年轻人不喜欢电影了吗？不，只要看看他们对于知识分子电影（我一再说文艺电影是伪名词，包括上海的文艺片俱乐部更是天大的笑话，如果《601个电话》都能算文艺片的话，那么王晶90年代初的《肉蒲团》就是唯美文艺片的典范！）
那么，什么是知识分子电影，似乎我们有必要定义一下，以关锦鹏君的《阮玲玉》为例，小市民可以从中窥探二、三十年代这个远东大都市的奢靡和浮华以及在明星的旗袍里想象自家黄脸婆曾经的摩登，而知识分子却可以从蔡楚生那句中国人是蹲着的找到导演的精神取向和内心的呼告，这样的差异来自于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这就是知识分子电影有别于商业电影滥情化的地方。
顾晓鸣君在对待上海电影时用了一个相当准确的定义：对历史记忆的屏蔽。他同时指出：“《长恨歌》这部影片虽然不是什么重要大片，但它所反映的今日大陆影人的某种浮躁而导致的“路径选择”的方法论的问题…不适合的演员安排，以及影人的“记忆”和对这种记忆的历史重构，都不能扭曲集体的记忆和历史的本真”我看顾晓鸣君是书生意气了，许多电影评论者在今年夏天都曾问我，那么关心上海电影的我对于《伯爵夫人》的失声，其实，连还原历史地标都没有的电影即便是大师的作品也是不值得一提的，这部电影和上海没有任何关系，我想起当年斯皮尔伯格拍摄《太阳帝国》试图复原黄浦江栏杆的努力，或许是英国人比美国人缺钱，于是，除了一个虚幻的空壳，《伯爵夫人》是西方人瞎子摸象而已。中国老话说：三人成市虎，在未庄大多数人已经忘记了脑袋除了经济的算计之外还有精神的意义，许多人全然忘记我们是直立的生物，在犬儒盛行的海上，我一次次听老者“谆谆善诱”，那么，我真的时候应该沉默？眼睁睁看着上海电影成为历史的过往？是否我要鹦鹉学舌，告诉非上海藉的朋友们彭小莲之流的伪上海影像反映的是上海的本真？！
作为一位上海的文化学者，顾晓鸣也应该清楚知道上海人文环境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是由于开埠和经常性的政治格局变化造成的，即便是租界英租界和法租界的（仅仅指中国居民）的人文构成是不同的，即便是石库门（会乐里和永寿里，相隔2公里）因为成员不同他们展现的市井文化迥然不同，这些是随着大军进驻上海的彭小莲父母以及王安忆父母所永远无法告诉他们儿女的，而对于王、彭这些军人儿女他们拼凑的上海市井注定是片面而夸张的，特别是她们在自己的文学和电影里对于上海男人的描绘是近乎妖魔化和巩汉林化的，她们甚至不及外来导演侯咏（《茉莉花开》）对于上海男人的把控，长此以往，上海的形象必然是肤浅的
上海电影需要的是有电影人老老实实对于过往和当下的历史进行研究，我注意到在日本的电影里对于高楼大厦的刻意回避，因为市井是属于小人物的环境，他们在楼群的阴影下的日子充满着生活的气息，就像今天我走过甜爱路看到一栋老宅的窗棂上隔着一盆水仙，这些生活的细节是需要观察的，上海的电影绝大部分毁在了车墩那个没有活人气息的影视基地里。
《海上影谭》选择的是上海一些文化学者和老影评人的文字，在观看过程中我会逐渐写出一些我的看法，抛砖引玉，对于顾晓鸣君的屏蔽之说，我个人觉得这是和这个商业氛围浓重的氛围有关，在有着文化制约的未庄，读过书的人大抵明白祸从口出的道理，于是
没有了独立的知识分子，哪会有思辨型的知识分子电影，文化人的自我阉割造就了伪上海文化的泛滥，《长恨歌》的问题不是郑秀文能否讲上海话的问题，它的问题是对于境遇的故意失语，这是关锦鹏面对制片方压力的妥协，还是他已经忘记了他在《阮玲玉》里让蔡楚生说得话语。
一个蹲着的人，我们可以原谅。

引文出自《海上影谭》P185顾晓鸣：《长恨歌：海派电影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