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在中国和别处

    我经常讲述我与侯孝贤的第一次会面：那是1984年的台北，当时杨德昌也在，还有他的摄影师杜可风——他几年后成为王家卫的专属合作者，进而成为亚洲新电影本质形式的创建者之一。

　　当时我是否感到，他们三人将根本改变我们对于中国电影的观念呢？坦白说我一无所知：我回想起的是那种义气相投者间的了然。尽管出自不同的文化，我们却说着同一种语言，分享着同一种价值。我那时在亚洲，是作为一名记者写作有关香港电影的报道；但这次旅行中，我最深切的记忆却是这次会面，不是作为一位记者，而是作为一个未来的电影导演。在台北一家法式餐厅里（有点不可想象），这一夜开始的对话，以一种时断时续的方式进行着，他给予我一种共同体的情感，这种情感我以往从未有过，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别处；正是为此，我这个几乎不支持电影“家族”的人，通过这一刻，竟自感有点像“这个”家族的欧洲表兄弟。家族或利益的同盟，这都不重要，因为彼此之间很久都没有交谈了；而我没什么可抱怨的，我们都一样，每个人都选择了一种独行客式的孤独。

　　但我这种描述方式实在太简单了。 我那时立刻确信侯孝贤是与众不同的：他不涉及群体，不涉及对话，也不涉及任何此类秩序，有的只是一部影片（《风柜里来的人》，1983）的明晰；它浮现出来、自我强化，对电影而言永远是形而上学的。确实的，侯孝贤的风格同时是直觉的、有力的和沉思的，解除了所有对魅力的研究，以一种至为生猛的方式走向本质。仅此就不只是对中国电影有重大意义；通过一切从零开始，他完成了一次真正的革命，以他的方式捕获世界并观望它，与此超越了古典主义的死胡同和现代主义的舶来品，决定了一种全新、特异的关于当代的视点的可能性。而其时，在中国电影中不存在任何作品接近于这种赤贫的真实，这种侯孝贤初期的自传式现实主义，如果一定要寻找参照的话，我们会忆及莫里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