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本电影颂

崔子恩

      从前有个导演，名叫崔子恩。他住在北京，拍低成本……不，该说是“无本”（no budget）的电影。上一次见到他是8月的罗卡诺电影节，他带了新作《副歌》去见观众。放映前，他嘻嘻哈哈的说：“这部电影拍了6天，用两千块钱人民币。”观众听到，个个噤若寒蝉。在富裕的西欧，一部180万欧罗的电影也叫“低成本”。崔子恩再说：“这是我的工作方式。朋友问我为什么﹖我说是因为我有很多东西要说，要赶快说，不可以等。”

《副歌》是崔子恩的“家庭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一部《少年花草黄》于今年4月的香港国际电影节首映了，第三部《我如花似玉的儿子》明年才开拍﹔之前他要先完成一或两部纪录片。三部曲讲变迁中的中国家庭。中国近年“经济起飞”，崔子恩想表达这个现象对“中国家庭”的影响。

《副歌》剧照

崔子恩的《副歌》简约感人

 《副歌》主角是对兄弟﹔哥哥患了绝症，弟弟的脑袋有点缓慢。全长百多分钟的作品，只得11个镜头﹕两兄弟靠着破桌子写遗书、到郊外追忆儿时的经验，哥哥拉弟弟躺在火车轨上寻死，弟弟给哥哥弄即食面作最后的晚餐，弟弟上搂哥哥过最后一个晚上……考观众的耐性，也简约感人。

中国大陆是近年“无本电影”发展得最蓬勃的地方。实情自80年代中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一直不缺”一不怕死、二不怕苦、三不怕没钱」的年轻导演。何建军（《邮差》）、王小帅（《冬春的日子》）、宁浩（近作《疯狂的石头》内地卖座2000万元），和刚赢得威尼斯金狮奖的贾樟柯，都是这条路走出来的。他们的目标和信念一致﹕有话要说，需要用电影说，便用最便宜的方法说出来。崔子恩可能是最满心欢喜地坚持这条路线的一个人。他拍了13部电影，最贵的一部是10万元人民币。电影“无本”，却无碍它们参展柏林、多伦多、都灵等电影节﹔哈佛和纽约大学也都举办过他的专题。钱多钱少，跟电影的素质和视野，大抵没有特别重要的关系。

好戏不一定要花钱

人不应该在强权下不说话，艺术工作者也不该因欠钱而不动工。每次听到梦想做导演的人恨恨的说：“艺术发展局不给我钱，我这个计划不拍了。”」我都不懂得怎样反应。拍电影需要机器、技术、电，无钱不行﹔但钱真的不那么重要。大陆导演刘伽茵的无本制作《牛皮》在2005年的柏林影展和香港电影节拿了几个奖，其后有海外的电影基金和投资会邀请她递计划书，帮她筹钱开戏。她说：“我拍的东西’一个场景、两个演员、一脚踢’不花钱，我也想继续拍这样的电影，我看不用了。”李红旗的黑色荒诞电影《好多大米》（2005，罗卡诺电影节亚洲电影奖）拍了7万人民币。“是用多了。”他说：“第一次拍片，不懂得控制支出，不然4、5万就够了。”宁浩的首作《香火》（2003）是东拼西凑7、8万元人民币，趁春节假期回山西老家，15天内拍完成的。电影在东京的FilMex电影节赢了大奖，宁浩欢天喜地的拿着100万日圆（约7万港币）奖金回山西跟工作人员“分红”。

东京PIA——无本电影乐园

中国人可以吃苦，为艺术牺牲，日本人也一样。两个政府，一个贫穷，一个富有，却都没有拨款机构支持民间拍电影。老牌的东京PIA电影节，一直是无本电影的乐园。摄录机面世后，每年收到的作品往往不下2000部，把节目策划看得秃头发胖。但懂得吃苦不一定懂得拍电影。日本近年的无本电影没有大惊喜，倒创造了一个新“类型”——“私纪录片”，即是以自己或亲人为对象的纪录片。  

河濑直美的私纪录片

河濑直美的《爸爸出走了》（1991）和《亲亲婆婆》（1992）扬名国际后，更出现不少模仿者。”私纪录片」有一个普遍的弊病，就是拍摄者容易沉溺于和被拍摄者的关系，漫无目的地把家事外扬。河濑也要到今年的《Tarachime》才恢复本色，以诗人的触觉拍出诞下儿子的感情，温柔感性，也带点疯狂。

不是任何电影都应该、或可以在5、6日完成。《魔戒》的气魄和视野不可能以低成本的方法达成。拍电影费钱，筹集资金可以视为创作的一部分。但对不愿意高高兴兴地去筹经费的人来说，与其指望失散多年表舅父留下千万遗产，无本电影可以是条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