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无法承受之重

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是不可忽视的篇章：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审判东条英机等28名战犯，历时近两年零七个月，开庭818次，法庭纪录4.8万余页，出庭作证的证人达419人，出示文件证据4000多件，判决书长达1213页，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荒木贞夫等16人被判终身监禁，东乡茂德等2人被判有期徒刑(其他其3人或病死或发疯)，史称“东京审判”。时隔60年后，青年导演高群书将此事件搬上荧幕，《东京审判》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话题。

从整体来看，《东京审判》是部大历史小架构的影片。影片以二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28位日本战犯艰难的审判过程为大背景，重现各国法官和检察官等国际法律人士经过漫长的努力、权衡后将东条英机等7名日本二战元凶送上绞刑架上的历史，由此构成了影片的主线，贯穿始终。同时，影片隐去了远东大审判时世界波澜壮阔的政治风云际会，缺少时代的宏图壮卷，将故事仅仅设定在法庭、会议室、酒店、芳子家等有限的空间展开，重中之重的法庭对峙与辩论虽然有斗智斗勇、惊心动魄的震憾效果，但运镜比较单一，反复采用淡出淡入的切换。

在剧情的设计上，影片穿插了《大公报》记者肖南和日本姑娘和田芳子、日本青年北野雄一三人之间的爱恨情仇，构成了影片的辅线，通过各个人物最终的命运，完成对政治战争的诘问与反思。山口正夫的妹妹山口缨子响应政府号召从军服务却成了日本侵华军人泄欲的工具，北野雄一的弟弟本来是一个纯洁的小孩却变成了杀人魔王，山口正夫战后人性复现自杀未遂却死于日本民族激进分子枪下，战争令和田芳子为情所困最终死在喜爱自己的人的枪下，所有这些将战争对平民百姓的戕害和对社会的荼毒表现得极为透彻。

不过，对于《东京审判》这样一部带有强烈民族色彩和浓厚政治话题的影片来说，从人文思想作出分析显然不如挖掘与影片相关的现实和历史更具有价值。

首先，影片辅线中的数个人物具有现实的象征意义。他们看似与常人无异，实则可看作是当今日本国内多种对华势力（团体、派别）的代表。谢君豪饰演的日本愤青北野雄一充满着对中华民族的仇恨，大和民族狭隘的怒火甚至让他丧失了起码的理智与人性，这与当今在日本国内兴风作浪、煽动仇华情绪、散布反华论调的“大日本诚流社”、“大日本同志会”、“日本关东军”、“防共挺身队”、“忧志会”等右翼团体的所作所为血脉相承。曾志伟扮演的山口正夫是一个战后返回日本的参战军人，目睹并亲身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和对中国平民的屠杀，战争消烟渐渐散去后未泯灭的人性让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反思自己的罪行和错误，甚至面对中国人下跪谢罪，此类人因反省战争而对中国人有负罪心态，因而在后来致力于中日友好，成为当今对华友好派别的一部分。酒店中的女店员是世代期求中日友好、排斥和远离政治战争的日本人民的代表，他们同样受着极端右翼分子的误导与威胁。

观影前后，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远东大审判”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华民族半个世纪抗击日本侵略的总结陈词，对于这么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题材为什么直到今日得以以光影的形式呈现呢？仔细分析，《东京审判》实际上是中日关系发展现状的一种影视化的历史诉求。

回顾逝去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不难发现并没有出现以影视形式再现这一题材的时机与需求。新中国成立之后，与社会主义改造、打破西方敌对势力的封锁、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农村联产承包、国企改革等国内大势对应的是中日民间交流的不断加强、中日正式建交、中日关系良势发展、高层互访建立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在抗日题材的影视方面基本上延承的是政治意识主导下的样板戏：“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等等。即使是近些年“意识形态之手”放松了对艺术创造的政治管束后，中国电影人关注的依然是诸如《太行山》之类的抗日战争本身的题材，对于“东京审判”这样具有历史定论定性的题材一直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

然而，当历史的车轮驶进二十一世纪之后，随着小泉内阁的上台，日本保守右翼势力日益猖獗。从日本政府炒作停止向中国经援，挑起与中国东海石油之争，到日本高官散布中国威胁论，呼应美国反对欧盟对华武器解禁；从日本给予李登辉入境签证到日美发表联合声明“协防台湾”；从日本政府接管钓鱼岛灯塔，到政府审定的美化侵略、否认南京大屠杀与慰安妇的存在之教科书出炉；从日本官员散布中日战争是“由于中国挑衅”而爆发的论调，到日本众议院通过执政党提出的“战后60周年决议”，公然将“殖民统治”和“侵略行为”词句删除；这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恶意挑衅，为中日关系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也在中华大地上从民间到官方有了再一次需要让日本人正视那段侵华历史的心理情绪与需求。于是，针对日本官员公然否定国际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之公正性的电影自然而然地浮出水面。

所以说，《东京审判》无疑是顺应大势和满足民族内心渴望的时代作品。导演为此也将重点放在审判本身，通过对国际检察团与日本战犯及其律师团针锋相对的辩论的影视化还原，以铁一般的证据证明远东大审判结果的合理性和历史真相的不容否认性。不难看出，当代日本右翼势力所持的论据与六十年前日本战犯与律师团的言词大同小异，在影片中驳倒后者也就是在现实中对前者的有力批驳。

《东京审判》以审判战犯为核心和基础，最终将立足点放在了日本政要与“靖国神社”这一现实关系之上。影片最后以字幕的形式交待了“东京审判”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对于日本战犯的种种“处理结果”，清清楚楚道出了将东条英机等战犯的灵位移到靖国神社的事实。很显然，这是对小泉不顾中国反对一次又一次地参拜“靖国神社”的回击：历史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东条英机等人是发动侵华战争的元凶，是杀害中国平民的罪人，作为政府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自然是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狂妄举动。

不论是导演身负重债拍片的义举，还是影片所承载着的民族意愿，不论影片本身激情四溅的法庭论战，还是影片再现无法忘却历史的艺术价值，《东京审判》都是一部值得让观众送上掌声的电影。但是，对于那段沉痛的历史来说，仅仅靠《东京审判》这样的影片是远远不能承载的，它（们）远远不能真正让大和民族认清历史的真相，远远不能让大和民族反思过往的淘天罪行。

今年5月2日，日本《朝日新闻》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70％的日本人不知道东京审判的内容；在20岁至30岁这一年龄层，10人中只有1人知道；有17％受访者根本没听说过东京审判。这是多么令中国百姓惊愕的结果，这又是多么令中国人民沮丧的现实？在我们心中无法抹去的伤痕，却在伤痛制造者的后代们中间是那么的无足轻重？日本人对于侵华历史的冷漠从重可见一斑。对于连“东京审判”都不知道的日本民众，一部名为《东京审判》的电影又怎么会让其正视过往的历史？又怎么能让其相信远东大审判的公正性呢？

再看看当前小泉对华的强硬政策，如果说以前选择8月13号或17号参拜“靖国神社”还算有所顾及的话，那么今年一意孤行地提前于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的事件完全是对受害国赤裸裸的蔑视与挑衅。在中日两国关系陷入建交以来的最低谷时，我们怎能企求用一部电影去换回日本人正视历史的态度呢？以何种态度何种理念对待日本这样一个为“耻感文化”所误导的近邻，也是每个中国人在看完《东京审判》后应该思考的问题。

在审视这个问题之前，请允许我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一位中国大陆学生和数位台湾学生留学日本，在历史课上，日本教员提出了甲午战争的合理性，数位台湾学生沉默不言，大陆学生却与教员进行针锋相对的争论，并怒而出走，自此再也不上历史课，谁料学期末考试，数位台湾学生成绩都不合格，大陆学生却顺利通过。”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日本人自卑、变态、欺软怕硬的心理。除此之外，相信大家都还能清楚地记得小泉在2005年5月9日世界各国政要参加的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庆典上紧跟美国总统布什时的奴才嘴脸。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深入分析了日本民族的精致心灵和侵略意识两大特征。事实上，臣服强者欺凌弱者同样是大和民族的本性。大唐盛世时期，日本人谦虚向中国学习，敬大唐如师长；20世纪美国主宰地球成为“世界的警察”，日本人唯美是从，甘作小弟。即便是二战时期日本的主战场在中国，战后（乃至今天）相当部分日本人如《东京审判》中醉酒的两个日本军人挑衅梅汝璈时所言：“支那猪，我们是被美国打败的，不是你们中国！”

如今的日本政坛已是右翼势力抬头、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中国人民要捍卫民族尊严，让日本人真正承认、彻底反思侵华历史，唯一的方法就是将自己塑造成象美国一样的国际巨人。因为，唯有强者才能让日本低头并屈服。如何成为国际巨人，伟人早已告诉我们唯一的出路：发展才是硬道理。

谢晋老先生认为：《东京审判》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看的电影。的确如此。《东京审判》关乎的是一段中华民族不可也无法忘却的记忆，是每个中国人必须牢记的历史。但是，电影无法承受历史与现实之重，在看完这部影片之后，我们更应该清楚怎样才能阻止历史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