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旧“时代”杂志的标题在危险的处境中更加惹眼——“上帝已死？”这不仅仅表明了罗丝玛丽的危险的处境，而且表明了既然上帝已经消失，那她就有必要再造一个上帝。尼采在《欢快的科学》中预言，上帝逝世的消息要经过一个世纪才能传到我们耳朵里。现在那个世纪即将结束，但是这个消息却是以新闻流言的方式传来的。因为我们都首先忘记了是我们杀死了上帝，不明白和淡忘这一点使得我们不仅仅是缺乏消息，而是缺乏良心。
但事实上上帝正是在现代主义演进的过程里“死亡”了。那个撒旦的儿子，罗丝玛丽的婴儿其实就是“上帝之死”之后的象征性事实。上帝和魔鬼之间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上帝不用我们去寻找，我们和他之间是以誓约和无条件的信任为基础的。相反，魔鬼需要我们去找他。魔鬼是做生意的，我们必须和他进行交换。现代主义推进的过程上帝不仅仅从日常生活，世俗的习惯中消失。而且是从人类的心中消失。商业社会已经过度到了极高的程度，事实上严格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在天天制造我们心中的魔鬼。我们不断的和他进行交易，情况是严峻的。有一天我们可能就有罗丝玛丽的结局。以“爱”的借口来背离历史的善和正义——上帝的爱。罗丝玛丽的糟糕预感一直都存在，但是当她采取行动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不仅仅自己出卖自己，而是与时代的恐怖隐喻不自知的合谋的结果。问题的可怕就在这里，一个临盆圣母就这么自然而然的缓慢的成为恶魔圣母的。阴谋的胜利，不仅仅在于邪恶的强大。而在于在现代人心里残存的那一点点神圣的爱和恶之间由于力量式微而仅仅相差一条小溪的距离。
波兰斯基《罗丝玛丽的婴儿》的恐怖，没有泛泛停留在庸俗的表面。他的恐怖性是将生活提炼到历史恐怖的水平的结果。最终通过故事背后的可怕关系和自我处境，使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外衣之中终于发现了殷红的毒药。人物的心理被外化于客观实际之中，巫师的传说和上帝的传说之间其实是相同的。对于无知和自我消解的人类来说同样无关重要，中心主义的逆潮使得两个方面都化成新闻般的流言。这样的时刻对于历史的魔鬼来说就异常珍贵了。《罗丝玛丽的婴儿》里面的阴谋的形成，轻而易举。一顿晚餐以及晚餐后的聊天就足够了。当现代巫婆和罗丝玛丽在洗碗槽旁聊天时，两个权利的拥有者代表“家庭”伴随着飞扬的灰尘和烟雾就达成了交易。（在希区柯克的电影中，总是用香烟和灰尘来预示恐怖和恶的出现。本来的剧本是希望希区柯克来拍得）罗丝玛丽剥夺了自己丈夫以“魔鬼”的身份出现在自己的梦里的权利，一个虚弱的男性角色有时候不一定用他自身来“投射”。在《眩晕》中的那个虚弱焦虑的男性角色更多的是靠他自己生成的，但在这里一个被自己妻子从梦境中（弗洛伊德会同意的）遗弃的男人，必须靠魔鬼和自己妻子的交合来表明自己的不在场，必须以男性尊严的出让而使事业和财富让渡于自己。如果说男性在做生意的话，那么罗丝玛丽的罪过就是一种母亲的原罪了。他最终的神秘的妥协的微笑使得我们想到了康德对于生养子女的意见：无论你是否爱你的子女，你都得关怀他们。必须帮助他们成长才能达到你对他们的关怀。罗丝玛丽最终才明白了这个道理，但是可悲的是孩子已经被牺牲了。其他的阴谋合谋者不能最终完成这个结果，他们只能想办法创造这个条件。最后罗丝玛丽自己由这种原罪走向了黑暗的“神圣”祭坛。成为真正的黑暗圣母。讲到这里，《罗丝玛丽的婴儿》的恐怖的确实是特别和有力的，心里的情节完全操控了现实的情节。影像背后的意义自然投射于影片之中，刻意淡化色差的摄影使得他看起来更像是那种具有“戏剧真实”的世界图景。彩色的运用是小心翼翼的，只有在那对夫妇粉刷装修的新房时才反应得较为明显。虚幻的梦境在那一刻就已经通过导演的用色得以小心的呈现。当然我们也可以说：鲜艳的色彩在某种程度上和欲望这个改变纠缠在一起，交易的魔鬼总是用这一套把戏的。
罗丝玛丽在危险中的新发型也值得一说。圣女贞德也留相同的发型，当然中世纪的女巫被处死的时候周围的群众也同样好奇于这种发型。一个天主教徒成为恶魔圣母多少有些讽刺的意味，一个意义矛盾的发型是所有人都有所震动。欺骗者和阴谋者并不喜欢而且感到惊讶，因为那之中圣女似乎显现出来。而其他人似乎也觉得怪异非常，那股巫术气味也异常严重。一位就要牺牲的母亲，对宗教意义的善和恶异常敏感。同样也证明上帝和恶魔与人类之间的距离是那样模糊不清。这就是现代主义的处境。
上帝已死？还是“上帝”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