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董存瑞》：“真实”创造的经典

受命之作 万事源于生活
　　
　　1954年的一天，中央电影局副局长陈荒煤把郭维叫了去，递给他一个电影剧本，郑重地说：“这个戏给很多导演都碰了钉子，交给你拍吧！怎么改都行，但是有一条，咱不署名。”郭维有点疑惑地接过剧本，上面赫然三个大字：董存瑞。这个人的名字郭维以前隐约听说过，是解放战争时期英勇献身的大英雄。可为什么别人都不拍，偏偏落到自己的头上呢？

　　董存瑞的故事，先前确有许多导演接触过。他们大都认为，主人公是个过于理想化的英雄人物，反而不好出戏，因此纷纷婉言推辞。而郭维凭借先前的处女作《智取华山》一炮成名，观众反响颇佳，上级踌躇之际，自然想到了他。

　　任务是接受了，编剧栏里挂不挂名也无所谓，不过如何表现一个自己素未谋面的英雄，全军学习的榜样呢？郭维一时也陷入两难：人物太理想吧，显得虚假；生活化一些吧，自己又不熟悉。思考良久，一个大胆的念头从他脑海中倏地滑过：董存瑞的生活不清楚，战争时期的生活自己却并不陌生。与其写一个虚构的董存瑞，倒不如就写自己所经历所看到的那些真实的人和事吧！

　　可巧的是，郭维青年时代的经历倒真和董存瑞的有些“神似”，这或许也是上级选定他的重要依据。两人都是二十年代出生，董存瑞是河北怀来人，郭维离的也不远，生于天津，打小在北京丰台长辛店度过。更关键的是，他们同样很小就参加了革命：董存瑞13岁便当过儿童团长，参加过八路军，火线入党，隆化牺牲时才19岁；郭维呢，抗战爆发后到陕北公学、华北联大文工团和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学习工作。16岁便开始搞戏剧，既做演员，又做编导，经常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还记得影片中，董存瑞和郅振标千方百计地想要参军的情景么？那便是郭维亲眼目睹的。“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只有解放了生活才有保障，男儿胸前佩带大红花、妻子牵马送郎参军的情景可是有根源的。

　　“当时的群众真是把自己嘴里的吃的掏出来养活我们的。”郭维随着部队行军，只要老百姓粮食没了，他们也立刻减粮，送给老百姓。晋察冀的老百姓觉悟很高，搞地道战地雷战对付敌人，为了保护郭维他们，即使被打死也不暴露地道口。郭维感觉当时老百姓和八路军真是血肉相连，鱼水情深。什么叫团结群众、依靠群众，那时是做到家了。所以日本鬼子这么凶也毫无办法，即使“三光”政策，把房屋都烧了，全村也能够立刻盖起来。

　　有一次郭维遇到一个老乡，忙上前招呼说：“哟，你们村不错呀，还有七八个小伙呐！”哪知老乡倒叹了一口气：“嗨！没出息货！八路军不要！”那时候“优军优属”根本没法执行，因为大家都是军属。参军的热潮，简直没二话可说。少年们自己往军队里跑，绝不新鲜。

　　这些再普通不过的故事，让郭维亲身感受到了党的巨大威信，也使后来的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创作理念：不是单纯地为英雄人物树碑立传，而要将个人的经历和感悟倾注到作品之中。“源于真实、以情动人”，打始至终，这都是不可动摇的一条生命线。

抽丝剥茧 确定故事主线

　　郭维对自己的电影创作不是没有遗憾，先前的《智取华山》，挺牛的片子——国外获奖，首长肯定，观众踊跃——可“群戏”这一题材的限制还是在郭维的心中落下了病根，他明白所谓“英雄群像”，其实也就是“没有典型”。而董存瑞其人其事，真正留下的线索并不太多，反倒给了郭维很大的创作空间，使他可以较为自由地勾勒心中所理解的英雄形象。

　　在真实中，董存瑞死后并没有立即被评为烈士，仅仅是通知家人他牺牲了。更重要的，谁也没有亲眼看见他托起炸药包的情景，这完全是事后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推测出来的。当时董存瑞没有带架子，桥肚上也不能放炸药。战斗结束后，从地下挖出了董存瑞媳妇为他做的袜底来，于是军事专家就认为董存瑞极有可能是举着炸药包炸桥的。　　经年的战争岁月，为国捐躯的壮烈事迹何止千万！董存瑞无疑只是其中伟大却又平凡的一例。

也许正是时势的需要，呼唤这样一个英雄典型的出世！

曾经亲自指挥过隆化战役的冀察热辽军区政委程子华，了解了董存瑞的英雄事迹，亲自撰写了《董存瑞同志永垂不朽》一文，将他立为全军学习的榜样。2005年的《炎黄春秋》，刊载了程子华女儿的回忆录，郭维才得知董存瑞是程子华树立起来的典型。他与程子华是旧交，拍完《董存瑞》之后曾有过多次接触，但是对这件事两人没有任何交流，程子华对自己的这点功绩从来也是缄口不提。满头华发的郭维激动得彻夜难眠，心想着要是当初知道的话，拍完电影一定让他先看看，奈何如今故人已去。

　　郭维拍《智取华山》时还在北影，这会儿又到了长影。英雄的踪迹已渺，导演和摄制组走过长城内外，踏遍董存瑞的家乡、部队和他牺牲的地方，对许多人进行了访问。他们不仅关注英雄的经历、思想和性格，也不放松任何细枝末节的探索——从日常生活的谈笑嬉戏、衣着打扮、长相模样和笑声、嗓音，直到生活琐事的具体情节。然而，真实过于零散，许多情节是不适合搬上银幕的。

　　据郭维当时研究，董存瑞的家境大约属于上中农，参军前就娶了媳妇（董存瑞牺牲后，婆媳关系一度僵化，媳妇被迫改嫁，不久抑郁而终）；此外他还患有红眼病，得过结膜炎，是后来到了部队才治好的。对此，郭维在真实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艺术加工和取舍。

　　郭维创作影片的信条，首先就是反对“先验论”。他不愿把一个小孩描写成天才，出了娘胎什么都懂，就跟过去把皇帝写成“龙种”似的。反映到抗日战争影片里，就是小孩像大人一样，什么马列主义、阶级斗争样样精通。郭维心里设想着，这个英雄应该是可学的，不是高不可攀的。此外，他还时时铭记着高尔基的一句名言：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历史。

　　为此，郭维确定了《董存瑞》的主线：从一个不懂什么叫战士的农民，到最后用生命实现了一个真正战士的神圣职责。据此，他在接到文学剧本后，立刻着手丰富和修改剧本：从少年时代开始，突出董存瑞“嘎小子”的性格，抓住能够凸显人物性格的情节，如“泡蘑菇”、“摔跤”、“十发子弹”、“检讨会”、“反扫荡”、“参军”、“连长谈话”、“争过推功”、“入党”、“选爆破队长”。

　　在完成了分镜头剧本之后，郭维又写了长达三四万字的导演阐述，对分镜头剧本中每一场景的拍摄要求及主旨进行了极其详尽的分析。这时的他，真是干劲冲天，恨不得饭不吃、觉不睡，也要把活生生的董存瑞“塑造”出来。
　　
贵在神似 张良浮出水面

　　郭维在导演阐述中说：“董存瑞既非天生的英雄，也非理想的人物，而恰恰是一个在追求真正的人生，对生活抱有热情的诚实的普通人。”

　　反映在银幕上，这个普通人应该是个河北战士的形象——聪明、活泼、能干、嘴皮子灵。郭维在日本投降前，曾在冀中的部队里呆过一年，接触了很多这样的面孔。每次打完仗，总有机灵的小战士跑到他那里，和他唠唠家常、说说心得。这些小战士参军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就是觉得扛枪光荣。经过部队的教育，一步步有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才成为真正的战士。

　　毛主席说，军队是个大学校。在郭维的记忆中，连长对自己的战士爱护极了，还时常自豪地冲他嚷嚷：“老郭，你看这群小子，一个个多精神！来的时候，一脚踹不出个屁来。来了以后啊，八路军的粮食一吃，两三年就起来啦！”

　　这一切，便是电影中赵连长和董存瑞的关系。张莹扮演的赵连长深得郭维肯定，他既严肃，又富有人情味。 “连长要打胜仗，知道自己的战士有多重要，咱们现在有些干部，就不知道人民有多重要，还以为当了官就成了大老爷了。”郭维的言辞中间，还透露着对那个久远年代无限的怀念。

　　除了吸取战士们的共性，郭维还设计出董存瑞独有的个性，如蘑菇、摔跤、战场上斥责怕死鬼等细节。当时董存瑞的家乡处在半敌占区、半解放区，所以八路军也去，日本鬼子也去。他和区队长王平的关系是真有其事。董存瑞经常给王平通风报信，非常胆大、勇敢。一开始，他只是个有着抗日愿望的普通孩子，到最后才完成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

　　在郭维的心中，这并非简单的爱国主义。当时在敌后，八路军进行的不单单是打败日本鬼子然后回家的教育，还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战士心中有了建立新中国的信念，树立了远大的理想，才能在打完日本之后，又坚持三年的解放战争，甚至后来的抗美援朝。郭维亲身经历过敌后抗日的艰难岁月，即使是扫荡最为疯狂的时候，人们也没有失去抗战必胜的信心。所以他要塑造的，就是一个为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而舍身报国的战士。

　　还有件事使他记忆深刻。1939年郭维刚到晋察冀的时候，看到很多大人小孩，尤其是大姑娘家都挺着个大肚子。原以为是怀孕了，其实是吃椿树叶、蓖麻叶吃出来的。土改以后，有粮食吃了，两年后就消灭了大肚子现象。于是在《董存瑞》剧本中，郭维强调了“土改”这一条，作为八路军坚持长期作战的心理基石。

　　剧本定稿以后，郭维开始寻觅演员。真实中董存瑞惟一一张相片就是他的烈士遗像，还是从日本人颁发的“良民证”上抠下来的。郭维没有考虑去找和董存瑞的真正长相类似的演员，他选演员，力求做到神似。于是，他敲定了华北军区文工团的张良。

　　后来证实，整部影片最深入人心的就是由张良塑造的董存瑞形象了。在“建国十年电影中最受欢迎的英雄人物”的评选中，“董存瑞”毫无悬念地夺得第一名。可当时很多人都很奇怪，大家都以为郭维会找一个唇红齿白的英俊小生，塑造一个高大威风的英雄形象。

　　原来，郭维要的就是张良的那种感觉，嘎巴精的，一笑一个酒窝，一看就是普通老百姓、农村的嘎孩子。董存瑞的小名就叫“四嘎子”，就是有股嘎巴劲。当时，连张良自己都觉得很奇怪，怎么会选他。他是个舞台演员，从来没有演过电影，一开始很没有信心，几次三番着急地哭了。郭维安慰他说：“成功在于勤奋，我这个戏根本不是卖脸。”经过半个多月的排戏，张良慢慢地树立起了自己的形象。后来，那张原本最不像英雄的脸，观众们看起来，最可亲，最像英雄。

苦中前行 充当节约模范

　　轮着《董存瑞》拍外景的时候，天公偏不做美。一开始接连阴雨，看不到一个晴天。后来有一阵又贼热。有时候，演员们热得也顾不得“迷信”了，扯着嗓子直喊：“老天爷，行行好，你阴几天吧！”不过，天热也得坚持拍摄，因为那时候胶片的感光度不行，阴天根本拍不下来。

　　就这样，在十三陵周围和长城两个外景地拍了一个多月，最热的时候四十二度。拍日本鬼子进村的那场戏时郭维也晕倒了，送医院治疗了两天，回来赶紧接着拍，就怕群龙无首，耽误时间。当时粮食统购统销，北京的粮食到了昌平就被截着了，所以剧组人员天天吃小米饭，伙食长期得不到改善。

　　郭维回忆说:“那时候拍摄虽然艰苦，但是对我们刚从战争过来的人来说，那都是小意思。”人累可以硬抗，可胶片稀缺就没招了。上级给的比例是1比1.5，所以大多数戏只能一条通过。当时，拍电影奉行的也是“多快好省”，而往往“好”是容易被忽略的。郭维过惯了穷苦日子，对国家的钱非常爱惜。至今他最欣慰的是，自己所拍的电影没一部赔钱的。

　　所以，后来《花好月圆》和《笨人王老大》被禁的时候，他最焦急的反倒是经济问题。那么多的摄制费用，得相当于多少老百姓的口粮呀！拍戏时候他十分节约，没有一个戏超出过预算，也没有一个超出预定时间。为了加强成功率，拍戏之前，演员只好一遍遍地排练。

　　张良没演过电影，一开始总是找不到感觉，最多的一个镜头排练了三十多次。像“蘑菇”赵连长那场戏，郭维总是不满意，从太阳东边升起到西边落下，硬是拍了两天。在拍抢救玉兰子的场景时，场面硝烟弥漫，郭维怕出状况，不放心让别的小孩来演，就用了自己的女儿郭玲玲。这一场张良从很远的拐角处跑来，冲过爆炸的烟雾，卧倒在镜头前，他一遍遍的演，手脚擦破了，头脑昏眩，差点晕倒，但是在英雄精神的鼓舞下，他咬牙坚持着拍完。

　　《董存瑞》的不少战争场面都是在长影厂搭景拍的。为了节省部队人力，郭维费了不少心思，用了很多布置，使场面看起来仿佛有千军万马，实际上也就一个连。在拍摄选爆破队长的那一场时，战士们被董存瑞的精神鼓舞，群情激昂，整场戏一气呵成，情绪张力十足。电影中，董存瑞和王海山总较着劲儿，当董存瑞最后将“火力”队长的旗子交给王海山的时候，王海山的扮演者王枫眼泪便止不住地流了出来，此时演员和角色很恰当地融为一体。

　　郭维惟一遗憾的，便是最后的炸桥场景。在他看来，一个成熟的战士，不但敢于自我牺牲，也应当善于保护自己。在董存瑞高举炸药包的一瞬间，他需要充足的心理基础。郭维认为，董存瑞之所以能够挺起炸药包，是看到自己的战友死得太多。战士们一听到冲锋号，没有一个临阵退缩，冒着枪林弹雨冲锋，结果纷纷倒下。

　　拍摄这场戏的都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战士，郭维说完戏问道：“大家行不行啊？”老战士高喊：“干！你放心！”郭维感动极了，嘱咐大家千万要注意，带着刺刀摔下去的时候不要扎到别人。带着对老战士万分的敬意，郭维拍摄了一个令他自己都十分满意的长镜头。

　　结果审查的时候，电影局副局长蔡楚生觉得太残酷了：死那么多人，不就说明“一将功成万骨枯”吗？当时郭维心里气得不行，犟脾气上来了，就是不改。后来电影局局长王阑西下了死命令，这一段非剪不可。郭维到底没辄，只能把镜头剪得很短，结果把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必然性冲淡了。

喜忧参半 磨砺中见风华

　　终于捱到了《董存瑞》试映的时刻，郭维心里还有点七上八下，观众会是什么态度呢？他们会不会喜欢这个凡人化的英雄呢？结果当走出试映厅，郭维看见旁边的一个大姐不住地用手绢抹着眼泪，忙问道：“怎么了？”“怎么了？还不是因为你的破片！”这下，郭维心头的大石落了地，他会心地笑了。

　　《董存瑞》上映后引发了一系列联动反应：观众欢呼雀跃，专家交口称赞；一场场热情洋溢的座谈在影迷之间缤纷涌现，一篇篇充满激赏的文字在报刊之上此起彼伏……观众的肯定令郭维欣慰，而如潮般的好评更让他“手足无措”。最让郭维受感动的是，战士们都很喜欢这部片子。他们都争着要看《董存瑞》，并在观影中受到很大的鼓舞。

　　盛名之下，质疑也是有的。看完电影后，有观众千方百计地询问，董存瑞最后喊的那句“为了新中国，前进”是怎么回事？他现实中究竟喊了没有？其实这是郭维故意编排的。他觉得，如果董存瑞就那么干举着炸药包，高潮显然就上不去。写分镜头剧本的时候，应该怎么写呢？如果是抗日战争，那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到了解放战争，顺理成章的就是“为了新中国”了。

　　争议更大的，则是王平临死前不忘交党费的细节，今天的年轻人不理解，当年也有不少人心存疑惑。实际上，这同样出自郭维的亲身经历。在战争生活中他见识了许许多多的老党员，牺牲前还是一贫如洗，身负重伤后先把小本掏出来，把剩下的帐结算了，弄清楚自己哪儿还欠着别人的钱，都交待清楚了才放心而去。另外，当时许多战士都认为八路军就是共产党，后来听说还要“入党”，觉得很奇怪，怎么自己还不是党员呢？就像电影中的董存瑞，直到救出了小女孩，才想到要入党的问题。
　
　　1956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卡罗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