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夏日》内地第一部现代江湖电影

看《江城夏日》，有着一种聆听别人讲故事的味道。虽说导演王超曾反复阐述是要把影片拍成一首诗，但最终看下来，我还是觉得影片的调子不淡，它更象是摇着一节三板击合的唱词一般，平平仄仄的有序勾兑，而且那略带有情绪化的浅白还是最能直指人心的。
 
    汉江两仞水，前无舟，后无渡，乡人路客两飘零，杯盏见江湖。
 
    自古以来，武汉被世人称为“江湖”地。人无根、地无性，其间鱼龙混杂，诸多势力如过江之鲫一般主宰着这片地域的阴晴冷暖，平凡人堕落其中，只肖忍受风尘的消磨。影片以武汉为大背景，不自主地也融会了一些江湖味在其中，艳红与鹤哥的情愫，父亲对学勤的挂念，都在看似平淡实则风雨飘摇的暗涌中蕴涵着不确定的因果。
 
    父亲寻找儿子下落，女儿寻求情感归宿，鹤哥躲避警方调查，老民警卷在三者之间，最终又在寻找两年前杀人抢车案的过程中牺牲生命。几位主人公都在影片中展示着自身的生存特质，均在一种漂泊无定的生存状态下禁受着漂泊无定的结果。面对生死，几人都有着看似“江湖”实则坦然的情绪。一切冲突袭来时，没有歇斯底里，也没有悲声嚎啕，只有那苍白而又无助的眼光，迷陷在莺舞笙歌的江城夜幕之中。
 
    可以说，影片的“江湖”气浓，首先就源于其自始至终对人物生死的淡薄与冷漠。父亲被老民警告诫要接受学勤不在人世的最坏结果，其表现出的沉默与坦然让人意外；学勤的死讯在鹤哥的口中被道出，艳红也没有几分丧亲的悲痛，反而是对鹤哥的安危以及腹中的孩子揪心太多。老民警死在鹤哥的车里一点也没令人感到惊讶，两人在一起两度淡淡的言语交锋已经预示了这样的结果发生；鹤哥最终被捕且被判处死刑的结局也没令人感到突然，其过于“江湖”的身份已经过于“江湖”的作为，似乎也早就暗示着这样的报应会迟早到来。仔细归咎一下影片的这些因素，只能粗略判断为，在主人公们面对生死关隘之前，心其实早已经死掉，死亡，是偿还情感的最为极端、最为直接的手段，只要背负情债的人，无论是亲情债还是爱情债，都无可逃脱。身死，或心死，整个故事自始至终都没有给人留下任何温暖的记忆，假若不是本已心死的老父在孙子降生的那一瞬，第一次露出笑意的话，我们很难在这一连串冰冷的影像里看到任何希望。
 
    人物们无根的品性，在一派流离失所的生存影像下越发清晰。父亲被放逐山乡四十余年后，第一度回归武汉这片已然变得陌生的城市，却无半点故地重游的感觉。而艳红那与人合租却难以自主的住处，以及那过于风尘却难以获得保障的职业，都在她奔波过后那憔悴的眉宇间写下新的烦愁。影片也一再以行走着的影像复述着这一共通的人物特点，父亲与老民警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鹤哥则开车奥迪车在路上疾驰，艳红在地铁上的昏昏欲睡，学勤临死前那身后轰隆隆驶过的夜行列车，这都是在以一种疲于奔命的姿态展示着这种无根、无定的漂泊生存状态。
 
    人物属性的边缘化，成为影片更为“江湖”的另一大特点。黑社会与三陪女第一次堂堂正正走上内地银幕，而且还留下了一笔可堪回味的江湖恋情，这在以往的影视创作中，都是该被回避的。歌厅里养娼包娼，黑恶势力的横行霸道，所有曾被列为禁忌的黑色桥段都这么招摇而无忌地裸露在现代社会的大氛围里，而且伤人、杀戮、劫车、撞车，这些略显暴虐的镜头多次出现，更让人无法不把影片的属性定位为“江湖”。
 
    可以说，《江城夏日》应该算是中国内地第一部获准公映的现代“江湖”电影，影片中所裸显的社会现实问题一点也不新鲜，只是这样的故事与画面在当今的中国电影体制中还很难被通过放行。《江城夏日》的这个第一步来之不易，而中国电影的这个第一步同样也来得不轻松。或许，日后关于影片的“江湖”味是非与否的争执会逐渐多起来，但值得说明的是，无论争执的结果如何，都不会影响到《江城夏日》其自身的艺术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