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北京连续下了几天的雨，地面还未全干，有些泥泞，风硬硬地刮来颇有些春寒的错觉。
《立春》摄制组的后期制作总部便隐藏在北京东三环麦子店街的一套两室两厅里。这是下午2点。在一叠高高堆起的密封器材箱后面，顾长卫从日式套餐盒前抬起头来。即便在房间里，他还是习惯地戴着运动帽，这是一顶白帽子，几乎遮住了上半截脸。他用一向缓慢的语速吐出见面的第一句话，“这是我24小时以来吃的第一顿饭。”
《立春》是顾长卫继《孔雀》之后执导的第二部电影，电影的投资方还是给《孔雀》投了1600万的北京保利华亿公司，但投资更大，初步定为2000万元。与《孔雀》不同的是，这次顾长卫除了担任导演之外，还兼任制片人，代替了《孔雀》的制片人保利华亿的董事长董平。当然最吸引眼球的，便是顾长卫的的妻子蒋雯丽担任该片的第一女主角，她为此不惜增肥了15公斤。
采访是在剪辑机和录音设备的几排机器边的白沙发上进行的，顾长卫硬是不肯坐在剪辑机前的黑色老板椅上，“这个椅子要是坐了，太不成样子了。”最后他二话不说坐在地上让我们拍照，“这没问题，只是我不坐那个老板椅。”
作为制片人，顾长卫已是老板了，他不再仅仅是一个导演了。“其实做导演和做摄影师没什么两样，要会的都会了。但我现在压力大，主要是要忙很多电影之外的东西。”
就在此时，《立春》负责宣传的神话东方公司总经理虞纪就急急忙忙地来找“老顾”谈下一步的宣传计划，顾长卫从饭盒里扒了几口饭，就走去了另一个房间。
我要忙很多电影以外的东西
在门边白色的墙面上贴着各种表格，故事大纲、演员表、片中采用的意大利歌剧的曲名、特效镜头处理的时间和处理方式，还有电影后期制作的时间进度表。从6月23日精剪开始，之后有中文、英文、意大利文的台词制作，6月30日部分特技完成，7月20日电影送审，之后要到8月5日左右马上就要进行后期混音等工作。最后到8月22日，录音全部完成。
所有人都在期待《立春》能像这张白纸黑字的表格一样，顺利完成后期制作。投资方、宣传方、剧组工作了大半年的工作人员，都希望《立春》可以赶上8月31日开幕的威尼斯，并如期在年内上映。“我认为赶上威尼斯的可能性在70%。 ”宣传方虞纪在之前联络中，向记者拍着胸脯，显得信心十足。
“坦率地说，估计还是悬!”顾长卫却这样泼起了冷水。在顾长卫看来，《孔雀》的后期制作用了8个月的时间，而《立春》现在只有一个月而已。“现在特效，声音都开工了，很多事会互相制约。我看要9月底还是有可能的。”他指指墙上 56个特效镜头的安排，那些涉及到复杂特技的部分，显然要花费时间。
“我不担心时间。”顾长卫自称是“完美主义者”。《孔雀》在后期制作的时候，他请王朔和田壮壮来剪辑过，后来觉得“他们太狠”，又拿回来自己重剪了一次。的确，顾长卫从不担心时间。《立春》的剧本就磨了很久，早在《孔雀》还未开拍前，顾长卫便找《孔雀》的编剧李樯写一个让蒋雯丽能演的电影。在《孔雀》里的最后，弟弟说的那句“爸爸走的时候，离立春就不远了”便是作为该片附笔。
可是《立春》的剧本一直没有定，直到《孔雀》2004年在柏林拿来最佳电影银熊奖，编剧李樯才重新拾起来写，最后定稿已经是今年电影开拍前，这样一磨就是四年。“希望是一个方面，但是要是太赶，到时候遗憾就来不及了。”
顾长卫也在考虑《立春》的片长。《孔雀》被评论界诟病的就是想要表达的太多，导致结构出现失衡。“一部长片要是超过了2小时28分的时候，按照电影局的规定要有上下两部，可能票价都不一样了，对电影院来说，不愿意放，放短一点的电影可以放6场，而长的只能放5场。”《立春》不能不考虑到这个因素。顾长卫还在考虑要不要以后出一个导演剪辑版的 DVD。
这都还是后话，很多事情是燃眉之急。就在一天前，新浪的娱乐头条刊登了一条声明，《立春》的投资方保利华亿因电影《赤壁》的换角传言对负责宣传《立春》的神话东方公司进行了指责，并附带影射了一下《立春》的摄制组： “拍摄期间，该片摄制组负责人执意将《立春》的宣传委托给神话东方公司负责..”
顾长卫和虞纪在走廊里单独聊了半个小时，抽了一会儿中南海。之后虞纪递给顾长卫的第二阶段的宣传计划中，第一条便是蒋雯丽回应之前的怀孕传言。但在把宣传计划交给“老顾”时，虞纪便对此做了自我否定，“这个老顾肯定不会同意。 ”
人要生存，就要妥协
“我有一些压力，但是这些压力..当初也没有什么宣传费用，很多媒体都给了很多支持，观众有机会去看到《孔雀》。所以《孔雀》之后，观众有一些了解，对于《孔雀》的班子，对于我，那么，那我想压力在于《立春》能做得更好一些。 ”不善言辞的顾长卫，说话很慢，总是表情严肃地皱着眉头。只有谈到电影本身时，他才不用多加思虑。
这个从初二开始在西安老家的电影院门口检票的孩子，和《天堂电影院》的故事一样最后迷恋上了电影。学画的顾长卫去了趟北京，考了一次电影学院，便成了摄影班的学生，和陈凯歌、张艺谋成了同学。
顾长卫的父母从小就告诉他枪打出头鸟之类的话，不要做最冒尖的只要不差就行。虽然，在电影摄影师领域，顾长卫已经是公认的尖子，但做人方面，顾长卫一向是圆熟的，对于那些会产生歧义被媒体用来炒作的事情，他讳莫如深。对于记者试图拿他和陈凯歌或者张艺谋等第五代导演的电影风格做比较时，他就立刻摆着手说，“不能这样比”，话锋一转便没了下文。
助手给他递上一瓶自制的蜂蜜菊花茶，顾长卫喝了几口，便开始谈起《立春》的时代背景。
故事发生在改革开放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末，“铁饭碗的时代终结了，公费医疗也改变了，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无法适应。但人开始面对更多的选择了，开始去安排自己的理想，去实现自己的生存价值，有得就有失。”
顾长卫说对那个时期国内的变化印象特别深刻。1994年，在担任了《孩子王》、《红高粱》、《霸王别姬》、《菊豆》等电影的摄影之后，他去了美国，在三部好莱坞制作的电影里担任摄影，那时他大多数时间在美国，中间每年也回国内来，因此经常诧异于中国的变化。“其实我们都身处其中。”在2001年，顾长卫还是选择了回国。
顾长卫说，这十年间，全国的变化都浓缩在他的电影里，“人需要生存，就要向这个市场妥协，人要过得更好，就和自己最初的理想会有很大的不同。”
《立春》里的六个普通人，都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向前奋斗”的人，甚至为此不择手段。
《孔雀》里的三个孩子，姐姐是殉道士式的，哥哥是功利的，弟弟有出世的部分，他们更像是三种不同的生活态度。 “其实这三个人可以合为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人更复杂，有更多面，而不是那么典型。”顾长卫现在要在《立春》里塑造的便是“更平易的”、“贴近平民”的人物，他们是一个时代的群像。
“谁都不愿意重复自己。”顾长卫说， “《立春》肯定不会像《孔雀》那么闷，它更悲喜交集，应该有更多的观众可以
接受它。”
梦想实现了，但一定有失落顾长卫特别放了一段电影片断给记者看:在天安门广场上，王彩玲(蒋雯丽饰)和小女儿用包头话唱着儿歌。然后，镜头切换到了故事发生地—包头
市的上空，一个恰如《孔雀》结尾时的空镜头，悠扬的钟声响起，远处隐约是包头仿照天安门建造的仿古建筑。
顾长卫说，这是电影中的外省人情结:总有很多人希望自己生活的城市像北京一样，或者想在首都有个好的工作和生活。“我为了到这里发展，付出了太多的艰辛，梦想实现了，但一定有很多丢失的东西，有失落。”
和《孔雀》中的天鹅之死一样，很多意象性的东西会在《立春》里面出现，比如在冬日下吹肥皂泡，比如梦想当画家的青年在广场上用纸带做成圈滚来滚去。这都是来自顾长卫在普通生活中的体验，“你要是离开了普通状态，拍的东西大概就不会好看了。”他说。
在《孔雀》后，顾长卫两年没拍电影了。他说，拍《孔雀》时积累的经验都忘得差不多了。拍《立春》时，还会觉得自己是新手，有些紧张和兴奋，也有些没底。“之所以有这样的热情去做一个片子，是因为想把很多生活的经历和感受告诉别人，而会有更多的人把自己的感受拿出来分享，最后把各种不同人的生活精华凝聚起来，这样剧组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挺HI GH的。”
HIGH完之后，顾长卫说自己还是想再拾起摄影机，甚至画笔。学过七八年油画的顾长卫说画画才是自由的，因为那完全是一个人的创作，不用顾忌其他太多，不会被创作以外的事情牵绊到。也许趁自己还不太老，头发没白，赶紧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最后，顾长卫告诉我们，立春通常还是冬天，春天在你眼前远远的，但是正如《立春》这样的一句旁白:立春一过，城市里面还没有一些春天的迹象，但风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