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库门乡愁

    静安区的大中里是上海最核心、保存最完整的石库门里弄之一。
　　1600多户人家，7000多口人，住在石门一路、青海路、南京西路和威海路围成的方块里。其中有的老人住了将近70年。
　　2002年，这块地方被香港兴业国际以13.1亿元的价格拿下，当年的新闻标题这样写———“香港地产巨头激战上海市场，兴业再造新天地”。
　　同一年，舒浩仑在美国南伊利诺斯州大学拿到艺术硕士学位，回来拍自己的第二部纪录长片，名为《乡愁》。乡就是大中里，他家就在大中里40号，他90多岁的奶奶现在还住在那里。
　　今年这部纪录片制作完了，6月25日在虹口区图书馆小规模放映了一次，有人鼓励舒浩仑接着拍，一直拍到推土机和吊车出现，还有“大锤砸下的那一刻”。
　　
　　石库门外：推土机和吊车
　　1920年代，南京西路上的四明银行是宁波人开的。凭着老乡关系，舒浩仑的爷爷从宁波来到上海做工。用了一大笔钱，他从老乡手里买下了大中里40号的居住权，三代人一住就是70多年。
　　当年住石库门的人，大多算是城市里面的“中产”。像舒浩仑的爷爷那样在洋行里面做事、且又是外来移民的最为普遍。有钱的资本家住花园别墅，工厂里面的工人住闸北的棚户区。这个是1930年代以来上海的基本居住格局。
　　王安忆的《长恨歌》开篇就讲石库门，讲上海的弄堂。
　　“那种石库门弄堂是上海弄堂里最有权势之气的一种。”
　　“木楼梯是不打弯的，直抵楼上的闺阁，那二楼的临了街的窗户便流露出了风情。”
　　作为传统的江南民居，石库门有点像现在的“townhouse”(联排别墅)。每户人家都保留着楼下客堂楼上内室，还有两厢，就算建在闹市区，关了大门也能自成一统。门上有铜环，周围一圈石头的门框。一家一家的联在一起，一排排的石库门住宅之间，是一条一条悠长的弄堂。
　　据说鼎盛时期，上海的石库门占住宅总面积的六成以上，与北京的四合院一样，石库门既是上海的地标、象征，也在狂飙突进的城市建设中，成片成片地被铲平，然后被遗忘。
　　面对这样的改变，惟一能作的事情，就是趁推土机和吊车到来之前，尽可能多地记录它。
　　“我们不要一直往前走，往前走，突然有一天，当你回头看的时候，发现故乡没有了，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后悔了。”这是舒浩仑拍《乡愁》的起点。
　　
　　石库门里：七十二家房客
　　石库门一开始严格保证一家一户的格局，作为上海“小中产”标签的石库门，从1949年开始变了，到“文革”期间达到高潮。
　　舒家的老邻居魏家在“文革”的时候搬进石库门。舒浩仑的爷爷从一个朋友开的纺织厂里拿到一些抵债用的股票，但是单凭这些股票不够称他为“资本家”，充其量就是一个“资方代理人”。“文革”的时候被抄家，后面的一间房子被没收归公，再由房管局无偿分给工人阶级。于是在手电筒厂上班的老魏一家搬进来了，就是片子当中的“亮亮爸爸”。
　　这是石库门居民构成变化最大的一段时间，整个住进来的阶层都变了。
　　“原先就是稍许有一些白领的。那个时候就是有了一些蓝领啊工人这样一些层面的人进来了。”
　　朱学勤教授也举过类似的例子。“比如永安公司的一户人家，在1949年以前有完整的石库门房子，1949年以后，塞进来几家，塞到1976年的时候，一个石库门房子住进30多家，而且大家共用一个人家过去用的厨房。”
　　石库门外是日新月异的变化，石库门的弄堂里仍然保持着几十年如一日的旧生活习惯。
　　铁皮门的理发铺子，供应小馄饨和细油条的早点摊，还有每天下午4点多钟踩着三轮车卖青菜的老伯……
　　这些离“国际大都市”很远、越来越被我们所遗忘的东西，被导演手中的摄像机记录了下来。
　　路透社的一个记者曾经跟舒浩仑去大中里的奶奶家串门。
　　中途隔壁邻居魏家的女主人直接就进来了。记者问：“你们这边是不是不用敲门就进来？”
　　“我说这个很正常，一般都是不用敲门就进来的，除非你自己把门关上，或者你自己在家里数钱的时候，才关起门来。就是这么回事。”
　　至少从人际关系来说，舒浩仑“真的觉得这个是人类比较理想的一个居住状况”。
　　还有一个例子。“夏天石库门的房子比较热。1980年代又没空调，住在后面的那一家，如果我们家把门关上的话，就没有通风，就很热，所以我们家夏天一直都是把门打开的，就是为了有那个穿堂风。我从小在家里，没有听说我家里讨论过是不是要开门，这个不存在‘为什么’而是‘就是这样’。”
　　舒奶奶始终都不愿意跟小辈们一起住，一个人的生活几十年如一日没有什么改变。自从1988年老伴去世以后，她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规律。早上很早起床，上午打扫房间，下午打麻将，晚上看电视。一日三餐自己作一点，邻居送一点，吃不完就放在电锅里温着，或者下一顿泡开水。
　　“邻居端饭给她吃，不是说可怜她而是说老人家就不用做饭了，我们一起吃就可以了。”舒浩仑这样解释，“如果住新房子，就关在门里面了。就等于把她原先的三家的人际网络一下子就给打散了。”
　　邻居的虞家阿婆，烧得一手好菜，左邻右舍常会过来端一碗回家吃。舒浩仑用摄影机对着她，她跟没看见一样，还招呼着他过来尝尝笋干肉。但是说到将来，阿婆想了很久，才犹豫地挤出几个字来，“走一步看一步了。”
　　虞家阿婆是个孤老。她老伴死了，没有亲生的孩子，只有一个干儿子和一个侄女。将来搬到哪里都不合适，不光是没有邻居来尝她的手艺，就连在哪里住恐怕都是个问题。
　　“老房子的拆迁，对于年轻人没什么影响，损害最大的就是老人”，毕竟这半个多世纪以来，全部琐碎的温暖的实实在在的生活，都在里面了。
　　亮亮爸爸，也就是老魏，倒是老人们中最乐观的一个。他对着镜头扒白饭，还不忘停下来跟摄影师开玩笑，他管舒浩仑叫“猪猪”，这是舒奶奶叫他的小名。
　　“你看，我每天跑步1万米，我比那些每个月挣1万块钱的人还安逸哪，他能赚1万块，也不见得能跑到1万米。其实我比JIANG 泽民安逸多咯，他要操心的事情比我多，我没那么多。”
　　他们可能还不知道，他们住了几十年的地方，将来会变成这样：“北部地块将发展成建筑面积约为16万平方米的商用物业、办公室、酒店及服务式住宅，而南部则将建起建筑面积约为12万平方米的住宅及零售商铺。”
　　
　　感情就是“不干嘛”
　　在导演的眼里，石库门里，人和人之间总是有那么一点特殊的关系，这是石库门独有的。
　　为了《乡愁》的海报照片，舒浩仑选了很久，终于决定用这张照片(见上图)。原因就在于，这张照片充分地体现了“里弄就是客厅”的理念。
　　“别人家里的客厅也是弄堂，你走进别人的家里是那么的自然。”
　　不光大中里，上海所有的弄堂都差不多，可以看到当街吃饭的，洗澡擦身的，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干，搬把椅子坐在路边，看时间的流过。
　　大中里有个地标性的人物叫“阿跷”，是一个60多岁的老汉。每天早上坐在对着垃圾箱的胡同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
　　他是大中里的清洁工，每天早上很早起来打扫一遍，然后就坐在那里，一直到太阳下山，回家吃饭。他也是一个孤老，和自己的侄女住在一起，靠政府的补贴生活。
　　阿跷熟悉大中里所有的人，稍有可疑，就马上过去盘问，稍有怀疑，马上报告给执勤的片儿警。要不是拍纪录片，舒浩仑永远都不知道“阿跷”其实有名字，叫袁德海，因为从记事的时候开始，他就被叫“阿跷”了。
　　“小也有小的好处，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很小，家里是不上锁的，在别的地方看不见，除非是淳朴的农村里”。不设防的邻居们把弄堂看成是自己家客厅的一部分，同时把自己的家作为邻居客厅的一部分。
　　所以，亮亮爸爸在手电筒厂里工作，邻居用的手电筒都是亮亮爸爸从工厂里拿来的；而舒浩仑的妈妈，作护士的，给里弄几乎所有的人都吊过盐水打过针。
　　“这个不设防是我很留恋的一个东西。我现在住的房子，我不能没事跑到别人家里去坐着，那算干嘛呀，人家还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其实，你就是因为不干嘛，人和人之间才能接近，才能产生友谊，才会亲近。
　　要是大家都干嘛，那就是为了事儿而去的，所有的友情都是在‘不干嘛’中产生的。”
　　而王安忆则这样总结上海弄堂的生活气息：
　　“上海弄堂的感动来自于最为日常的情景，这感动不是云水激荡的，而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这是有烟火人气的感动。那一条条一排排的里巷，流动着一些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东西。”
　　
　　又一个“新天地”？
　　在拖了三四年之后，估价拆迁的通知终于贴到了大中里的各个胡同口。开发商目的很明确：誓将大中里打造成“南京西路新地标”，换句话说，另外一个“新天地”。
　　大中里的住户们的反应，并非想象中的黑白分明———彻头彻尾的赞成或者反对。毕竟，这里的居住环境跟高层公寓住宅楼没有办法相比，毕竟有更多的居民渴望摆脱合用水龙头、闷热的亭子间、公用的厕所，以及每天早上必做的功课———刷马桶。
　　条件差，于是想搬出去，但是真的要拆了，确实舍不得。
　　“大中里是我的乡里，3号对于我来说是我小规模的一个家园，家园里面有朋友，有7户人家。其实这个就相当于我的一个祖屋，因为我们住了将近70多年的时间。”
　　住到70年以上的多是1920年代的宁波移民，他们的感受跟舒浩仑是一样的。
　　怎么改造，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是舒浩仑认为“新天地绝对不是好样板，把文化和人都弄空，这个是盆景”，或者说，只是个壳，如果没有这些琐碎温暖的生活的充填，再好的盆景，带来的也只是乡愁。请看新天地引进的：美国的咖啡连锁店、意大利的冰激凌连锁店、法国的歌舞餐厅、日本的面包房。
　　于是在片子的最后，舒导剪了一段张艺谋给上海世博会拍的宣传片加在片子最结尾的地方，直言不讳地将四周鳞次栉比的高楼称为“怪物”。整个片子的节奏从江南丝竹一下子窜到了摇滚时代。
　　一位看过《乡愁》的观众在博客上这样写：
　　“当我看着影片里石库门温暖的红屋顶，镜头里朴素自然的奶奶和邻居，及那些黑白再现的片断，听着八十年代的流行音乐，我感觉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飘着邻居家菜香的楼道，那个同学就是邻居的弄堂，那个听见铃声才跑去上课的中学，回到了那个还没有成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回到那个普通人家的小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