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开的什么屏

著名的电影摄影家顾长卫先生，拍摄了他的导演处女作《孔雀》，讲的是文革的事情，在柏林电影节拿了银熊奖，以上我陈述的都是事实。我想问的是：他以及他们，别人称之为第五代的那些人，我想把张艺谋和陈凯歌也拉进来，为什么喜欢拍的过去的故事？为什么又是文革？或者是古代。（张艺谋的《十面埋伏》是假借唐朝，陈凯歌的《无极》连年代都没有），我们当下的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了，是不是就没有吸引他的和他们的故事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要问的是，为什么会如此的呢？
文革已经过去快三十年了，我们已经给出的历史结论是，它是一场文化的浩劫，一场民族的灾难。有了这个大的前提，你把任何个人的苦难和伤痛拍得再深再痛，也是可以的，是有市场的，有可以努力煽情的。（而我个人以为，把文革拍得最为真实的电影，恰恰是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前段时间重温了一遍，依旧感觉到心灵的震撼。）拍这样的电影，不会违背这个大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判断。说得直白点，拍这样的电影，不需要自己的历史判断和艺术判断，也不需要承担社会责任，我指的是作为艺术家的社会责任。他们需要的只是简单的技术，在他们眼中，电影的社会和真实的社会是没有关联的，他们拍的是电影里的社会，真实的社会留给历史学家去思考。他们，作为整整一代的电影艺术家，还是我们国内比较出色的电影艺术家，已经主动或被动地丧失了自己的艺术创造精神，艺术的敏锐感和历史的责任感。而我，宁愿相信他们是主动的。
张艺谋拍的最好的电影，我个人的观点，是《红高梁》，《秋菊打官司》和《活着》。而他们，恰恰是因为莫言，陈斌源和余华的小说写得好，他们替张艺谋完成了艺术敏锐感和历史责任感。留给张艺谋的只是技术活。也许这样的说法很多人不以为然，那我们再看看《幸福时光》吧。那简直就是虚假的幸福，一个女孩眼盲了，会有真正的幸福吗？在电影里，张艺谋替女孩生造出了许多人物和情节，竭力为主题服务，主题先行了。现实生活里一个女孩眼盲了，最可能的结局是什么？继续嫁给某个残疾人，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一旦现实生活遇到更大的灾难，只有死路一条。这是社会现实和历史真实，作为艺术家的张艺谋完全无视了，他在替时代大唱赞歌，而主动地把自己作为一个电影艺术家的艺术判断和社会责任，全部放弃了。不信的话，我们可以再看看他的《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少这样尖锐的话题，本来应该是有社会和各级政府来担负起来的，而在他的电影里，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只要有更多的魏敏枝作了不懈的努力，千千万万的张慧科就能走进课堂，享受学习和学习带来的快乐。这是现实吗？这里有张艺谋自己的艺术判断和社会承担吗？我看不到。
还可以说说陈凯歌，他的成功之作，《孩子王》，《黄土地》以及《霸王别姬》，也是先有别人替他完成了艺术判断和历史责任，他也只是完成留下的技术活。只要对比一下《和你在一起》就知道了，和你在一起，一个努力拍的象真的一样的故事，而生活里最大可能发生的是，参赛的是那小女孩，拿奖的也是她，父子俩的结局是灰溜溜地回老家，没有谁和他们在一起。他也和张艺谋一样，主动地对当下的真实社会视而不见，主动地放弃作为一个著名的电影艺术家的艺术敏锐和判断，主动放弃了应该由他们承担的历史判断和社会责任。他拍《无极》可以一年又一年，那是个什么时代的破烂啊？时代社会进程中的很多真实和现实，难道留给老百姓自己全部扛完吗？艺术家们发出一声呐喊的勇气也没有吗？他们不是看不到，他们是故意无视和回避，躲避灾难，躲避现实，躲避真实，躲避崇高。因为，我们的现代社会仍旧在进行中，还没有人可以给我们当下的时代给出历史结论，他们，也许能，也许不能，但一律是不担当的。他们怕自己的艺术敏锐，艺术判断和历史责任，会给自己带来灾难。他们，想成为某个家，而不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大师。即使想成为大师，也是技术高于艺术的大师，因为，那样才是最保险的。
中国电影在三四十年代，有过一个灿烂的辉煌，那是因为有一批敢于揭示当下现实，敢于批判当时社会，敢于直面真实苦难的电影艺术家们共同努力的结果。象《神女》，《桃李劫》，《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等等。中国电影都百年了，乌鸦和麻雀都换成孔雀了，我却没有一点兴奋和惊喜。只要稍稍有点艺术判断力和社会良知的人，心里充满的，一定是遗憾和愤怒。
记得是去年五月，济南的舅舅回来探亲，他已经七十岁了。饭后，我们一起坐在沙发上，看了一部碟，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时间很长，两个多小时，没有暴力和色情，全是小人物的生活细节。我们边看边交谈和赞叹，他还不时地流泪，很显然，是被电影感动了。他是个电力学家，看完之后，我问他感想。他说了几句话：安详，大气，生活就是这样。
这是一部四十多年以前拍的电影了，而且还是日本片，作为电力学家的舅舅能给出的是这样评价，我想说的是，过了四十多年以后，我们这个时代，能不能给后代也留下这样的电影：安详，大气，生活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