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徐辛的纪录片时，我几乎没揉搓眼睛，因为他的片子咬啮的生活就在我的肉里。它成了我身上该死的肉刺，或者灵感之间的一个臭嗝。不管在说法上怎么丑化它，它始终是艺术的合法伴侣，比一所学校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时代气息。有人说拍纪录片是不需要想象的。当我按照《马皮》、《车厢》、《房山教堂》的顺序，看完徐辛五六年中拍的这三部片子，我感到能补偿纪录片的依旧是拍摄者的想象。当事实多到成了包围拍摄者的汪洋时，选择并不只是克服一个又一个苦恼。我们在故事片里习惯的前因后果，依旧是纪录片的活命之水，只不过把事实捏合在一起的前因后果，不能简单地凭空虚想。既然上帝让这么多的生活事实靠拢在一起，那么要让它们分开，并且按照拍摄者的倾向重新结合（无异于让张三的妻子嫁给李四的丈夫），一双有想象力的眼睛依旧显得至关重要。想象力不是体现在对生活的亵渎或抗拒上，而是设法为每部纪录片找到统摄生活的一个律法，并且用零星的片断罗列出具体的条款。只有这类律法才能使观众茅塞顿开，像第一次看见生活一样，眼里充满了陌生和新奇。即便是熟悉的《车厢》生活，一旦提示了新的观察视角，它照样能使精神生发出开天辟地的力量。
比如《马皮》和《房山教堂》就对我有足够的精神吸引力。表面上《马皮》讲的是民间拜神的仪式，处在这个享受世俗欢宴社会的边缘位置，但片子通过又脏又乱的小镇、危桥、会长等，使得这个生气勃勃的民俗活动，暴露在“利益”和“责任”的辐照下。它揭示的镇政府、马皮民俗活动和民众的关系，自然别俱一番意味。我欣赏徐辛并不把一切挑明但暗示的做法，如果观众有一双好眼睛，他看到的就不再是现实的客套，这部纪录片在他眼里就险些成了故事片。整部《马皮》是当作会长的一桩心事来谈的，凸现出会长的忧心忡忡和孤独。会长体味到的孤独是由口气硬邦的镇政府，同谋的各持己见，以及做事人的粗枝大叶造就的。直到最后，当小镇的一切又回到原地打转，《马皮》中所展示的问题，自然无一缺漏，又涌向小镇生活的其他方面。有趣的是《马皮》中发展不了的部分，即人性与信仰的微妙关系，便由《房山教堂》来承受了。后者纪录的内容在中国来说几近奇迹，这是一个在实用主义环境里，宗教信仰意外走红的实例。它聚拢的是锐气已挫的人，身怀绝症的人，或把心思扑在新生儿上的母亲……在这样的农村宗教里，一切都重新进行了布置，圣歌与爱嚼舌头的民间小曲结合了，宗教为证明它能适应中国农村，而付出了扮演神医等实用化的代价。不管是不是误打误撞，反正农民把自己的灵魂拖到了信仰的圣坛上。这几乎叫人认出中国历史上佛教的中国化过程，难以置信这种力量就在当代，就在眼前。如果不是徐辛十分精彩的“纪录”，我们可能并不知道中国的农民，在钱以外如何寻求“得救”的方法。徐辛的片子始终没有忽略人心叵测的内容，这番展示不管是否削弱了信仰的强度、生气，但它确实给片尾增添了人类学的意味，即从九百人的教堂小社会，历历可见整个大社会的五腑六脏，信仰并没有把它变成一个脱俗的乌托邦，至于为什么会是这种结果，徐辛便像一位高明小说家似的逃避了。
记得看完《车厢》后，我反馈给徐辛的意见是缺少旅客之间的场景对话，当他说了旅途拍摄的困难，我立刻意识到中国纪录片的确处在题材时代。由于兴趣与预期的拍摄效果之间并不能成正比（困难不来自机器本身），所以，某些题材的重要性便显得刻不容缓。这样像《车厢》这类作品的未完成式，便成了只有拍摄者自己知道的一个隐喻。春节前不计得失的旅途，就像序幕拉开了中国人的处境。这个片子的确有序幕的特点，连问题还没引出就结束了，它就像是库佛的小说，并不顾及观众对高潮的焦心期待。所以，这部片子也因此显得更加真诚，就像一个决心不依靠灵感的人，要如实地写一封目击春运的家信。在设法消除了光彩的前提下（黑白片），他触及的是这个民族不竭的快乐源泉，即长年艰辛而换来几日快乐的决心，或者干脆就是满不在乎……民族这种不变的快乐天性，并不损害《车厢》这类题材的刻不容缓，它与《马皮》、《房山教堂》一道，构成徐辛纪录片里的“抢救”意识。
作者地址：２１００１４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黄帆（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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