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瀛:大不了叫我女导演
拍摄《
电话里宁瀛的声音利落爽快,还倒有点儿磁性。给记者开门的是她的先生,一位说着流利汉语的意大利人。宽敞的客厅中间放着两张大办公桌,宁瀛说那是她的游艺室,她把工作当作玩而不倦的游戏;书房里一整面墙的录像带和影碟是她的财富,搬了几次家还一直带在身边,或黑或白的录像带摆在她的身后,钢琴键盘一样,错落有致。
宁瀛小巧的外表和她略显强势的作品风格形成强烈反差:淡妆,眼镜,透明的指甲油。可她接着就大笑起来,说自己在片场也会“杀人如麻”,大声骂人,而且,还会喝酒,甚至大醉过。
拍《
作为电影学院78级学生,宁瀛的求学与拍片资历,完全可以与“第五代导演”相提并论,但她的影片风格却与“第五代”截然不同,亦无法归到“第六代”。宁瀛说她的电影只能归结为“宁瀛电影”,她的作品的惟一标签也是“宁瀛电影”。
“宁瀛电影”的最大特点是职业演员与非职业演员共同担纲,让人分不清哪些是现实,哪些是虚拟。有人说是她留学意大利的经历在起作用,从她的电影中可以看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子,手法纪实、技巧纯朴,也有人称她是中国新城市电影的先锋人物。
宁瀛说,媒体在给她的影片下定义时需要费一些脑筋。
迄今为止,她只拍了5部电影,包括正在放映的由章含之、洪晃、刘索拉等主演的《
对于新作《
宁瀛说,“拍摄《
关注当下社会,是宁瀛电影一贯的命题。《
按宁瀛自己的说法,走上导演之路纯属偶然。
高中毕业前,做一个小提琴手是她惟一的梦想。但是,报考音乐学院落榜,接着报考文工团又未成,最后,她考取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录音系,这个专业好歹和音乐有关。
二十几年后,在大学同窗的回忆里,印象最深的是宁瀛因为没有地方练琴就经常跑去水房。那时候每周有几个下午是电影观摩课,宁瀛无一例外地去水房练琴。
两年电影学院的求学经历,宁瀛的感觉是“最痛苦”,“找不着北”。
高等数学之类的课程,在青年宁瀛看来,是“自己的智商达不到的”。数学老师讲授微积分,她根本听不懂,认真听了,再倒回来看,还是不懂,同学们都在做作业了,她连抄同学作业都无法理解这题是怎么做出来的。她惟一能听进去的就是些基础性的电子计算机课程,“那段日子真可怕。”
1979年,她也报名参加了出国留学考试,因为看过一些意大利影片,知道那是艺术之国,就填了意大利。其实,出国留学更多是为了逃离这个让她无法再坚持下去的环境。
留学的头几个月,几乎每夜,宁瀛都是枕着眼泪入睡。孤单是一个难题,不会生活是另一个现实问题,使馆每个月发的生活费,经常是刚过月中就花了个精光,每个月最后几天,都不得不去超市买包饼干分成三四天的份儿,等着下一份生活费的到来。
几个月后,留学生活没有任何改观,语言不通,没有琴声,甚至,基本的生活都成问题,宁瀛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她决定回国。一天,偶然路过一家电影院,看到墙上的海报,“一个字都没看懂,只明白一个意思,是讲一个音乐家的故事。”她买了一张票,连着看了4场,直到深夜才出来,后来才知道那部电影叫《
过完语言关的第2年,宁瀛考上了意大利电影学院。
1984年,老师授课时告诉他的中国学生一个消息:贝托鲁奇要去中国拍片。
贝托鲁奇刚刚开始《
回到宿舍,宁瀛马上给家里写信,让他们帮忙收集资料,她要完善剧本,她迫切地想把这事做得漂亮。“一个月后,我把剧本交给老贝,两分钟后他说,我要和你长谈一次。”就这样,宁瀛成了《
宁瀛觉得自己跟老贝是一拍即合,作为一个留学意大利的中国学生,她完全清楚一个意大利导演心中的中国“末代皇帝”。长时间的合作后,老贝成了宁瀛最佩服的两个人中的一个(另一个是她的提琴老师)。宁瀛佩服老贝的工作态度和智慧,“跟人接触的方法和一针见血的表达方式”。
“跟他在一起每天都极度兴奋,是个彻底的洗脑过程。”
宁瀛说导演是个体力活,在现场拍摄,需要大喊大叫。有同事提醒:不是所有人都能跟上你的工作节奏。“他们觉得我太快,太拼命了,但我其实反应挺迟钝的。”宁瀛笑道,有时她甚至忽略了自己的性别。
宁瀛说,拍摄再苦再累,她都不怕,最头疼的是社会交往。“这时候,你要用别的思维方式。”这也是她不太愿意接受采访的原因。
宁瀛认为,社会对女性是有偏见的,于是,她就顺势利用了这个偏见。“如果你是女导演,你所做的一切,包括你的个性、棱角,别人可能会用简单的一句话去概括:她是个女导演。这无形中也给了我更加放任的理由,我可以活得更自由,更轻松,无论做什么,大不了说因为‘她是女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