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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与文人生存的大悖谬

2006-5-8 22:46  来源:后窗看电影 作者:书亚   感谢 fanhallfilm 的投递
 别人看见你

   觉得你温柔,美丽

   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

   被你灼伤

   我站在太阳  痛苦的芒上

  

   麦地

   神秘的质问者呵

 

   当我痛苦的站在你的面前

   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

   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

 

   麦地啊,人类的痛苦

   是他放射的诗歌和光芒!                   

 

————海子《答复

 

 

 

(一)

序言

   “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一个古老而震颤的哲学命题,在不容忽视的人生转折处,往往会发出声嘶力竭的彷徨之音,遥相呼应重重萦绕于时间和空间的缝隙里,使得人们进退两难,直至成为永恒的悖论。

梵高,尼采,叶赛宁……便是如此义无反顾的堕入自身的悖论中,虽然他们死后不可置疑的成为了人类的骄傲甚至财富,但是回眸于他们孤独凄凉的一生,终究还是掩饰不住一种巨大的悲剧情节,这种悲剧主要来自于他们自身不合时宜的浪漫性格,随着他们的逝去,上帝留下了世纪之泪,世界则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二)

  哲学命题与当代文人的生存

在不久前的一次闭户长谈当中,我的文人朋友苏伟蓦地提出一个哈姆莱特似的命题,“我以为当今的文人可以分为两种极端:一种是才华横溢又满肚子的不合时宜,精神高迈却物质匮乏;另一种是身居高位、锦衣玉食但沉溺享乐,真有才为己所用,却又因己而无法兴之。”

他是一个十足的文人,从甘肃这块大西北的土地中纯粹的走来,却又极富文人的浪漫气质,在北京唐家岭总共不足二十平米的简约房子里没有藏匿着任何的现代科技产品,甚至没有电视机和收音机,除了汗牛充栋的书籍视为珍藏之外,只有两样东西是最引人注目的,一样是音乐大师贝多芬的上半身白石灰雕塑,另一样则是静静架放在书桌上他所毕生敬仰的鲁迅先生全身相。除此之外怕是很难找到一些时宜的物品,如此朴素简单的生活状态仿佛是无形中模拟着家乡的淳朴环境,这恐怕是所有作家文人所追求的思想境界吧。

他不屑于明星歌手,他无意于大众流行,更轻视低俗愚昧;他所崇敬的是鲁迅式的具有战斗力的时代思想家和林非式的具有人文关怀的散文学者,他所热衷的是满腹热情的散文和入木三分的评论,更倍感兴趣的是如同海子式的诗歌英雄和尼采式的浪漫主义风格,一个典型的中国文人,一个典型的中国当代作家。

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作家,一直在努力思考着这个关于当今中国文人的现实问题,“为什么中国有如此之多的作家因为生存问题而中途夭折?”他痛苦的告诉我这个一直缠绕在自己心中百思而不得其解的疑问,仿佛是切身感受到了那些作家正置身于艰难生存环境中的心情,那种无奈的神情似乎又让我听到了那声嘶力竭的彷徨之音:“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

哲人卡莱尔说过一句恰如其分的话:“诗人是世界之光!这光芒射向天堂,它映照一切事物的本质和核心。世界上缺少了诗人,我们的精神暗淡,大地垂首默默无言。”诗人和作家大凡思想家,世界需要精神食粮,人类需要精神慰藉,社会文明才得以正常秩序的展开,于是甚至可以说一个关乎思想家生存的问题,便是关乎一个民族,一个世界生存的问题。

这是一个需要反思的世纪命题!

 

 

(三)

在我所熟悉的电影人之中,大凡经历过贫困与煎熬的艺术家,才凭借着他们无比的热诚与才华创造了影坛不朽的奇迹。

韩国著名导演金基德的人生经历相当曲折,他出生在一个不幸的家庭,最终学历是初中(毕业于农业大专,却因为学校为非正式学校,而未获得学历),后来当了5年的兵,从部队转业后,因为工作难找,就到一个残疾人收容所工作,主要是体力劳动。用金基德自己的话说,“30岁之前的生活,我宁肯把它忘了”。

而他三十多岁时还依靠着母亲的救助,缓缓完成他惊人的旷世奇作,在极端匮乏的物质生活面前,他的要求只是母亲的一碗饭,拥有了这一碗生命之粮,金基德也就能坚持他自己的理想,继续创作剧本。

同样的经历亦然发生在了如今享誉世界的大导演李安身上,曾经两次联考失败,曾经要依靠老婆养活为生,曾经为了创作几度疯狂的状态,理想和现实的落差,架构在时间的巨大缝隙里,变得更加的疼痛与难忍。

生活在理想与现实的挣扎中,许多电影人的名字我们历历在目,田壮壮、贾樟柯、张扬………这些走过黑暗时代的名字,印证了理想与现实的悖逆。

电影史上更是记载了如同繁星浩瀚般默默无闻的艺术家名字,网络上同样充斥了如同高楼鳞次栉比彼此不识的艺术追随者,这些有才或无才的芸芸众生都在用他们的理想之石奠定艺术这座金字塔的壮观基座。

兴许,我们只看到了那些成功者的身影,但在功成名就的背后,不知多少理想主义者为此洒下了鲜血。

 

(四)

    在文学批评领域,同样充斥着许多的矛盾与妥协。   

影视评论的艺术宗旨:“(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即任何的文章和文艺作品都要不同程度的贴近时代,把作品的有效性、实用性反映出来,使得文章和文艺作品在最大程度上影响大众,或者对受众产生作用,这才是艺术的真正本质所在。

因此这也是目前阶段影视评论所要探讨的话题:“影视评论如何能真正的引导大众,从而脱离主观臆断、脱离意识形态的追溯,使大众熟悉电影制作、了解电影剧作的实际问题。”
  
“大众艺术与精英艺术能否互相融合,即雅与俗是否能真的共赏?”
   
这个问题是当今电影同样面临的问题。
   
电影业者无奈之余,都预测:严肃、有意义的作品将不受一般观众的喜爱。
   
同样严肃、有实效性的文章能否受大众喜爱呢?这其中自然有其悖论。
   
所以凡是一个有着崇高艺术追求的人,对于以上的矛盾必定耿耿于怀,长久牵绕于迷惘之中。
   
如同塔科夫斯基当年所说的一样:“观众多未必全然是福,因为最容易被新鲜和刺激打动的观众,总是其中最驽钝者。”
   
当然我们也要尊重大众,毕竟在现实社会中,要使得自己的价值观影响大众,只能寻找一个方向:即商业和艺术最大程度结合的方向。
   
自我第一次写影评开始,就在寻找一个方向,即分析经典电影的技巧与分析电影意识形态两者的选择问题,也就是思考写些“寻找类似于好莱坞的剧作技巧,来补充当代剧作者和其它电影工作者的缺陷”的现实主义的文章,还是写作如同目前的大势所趋“分析电影作者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评论”,从而最终达到适应观众,又不违背自我的艺术观。
   
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也是影视评论不同方向之间的选择。
   
令人庆幸的是,类似贝多芬、朗朗之人已经证明了高雅艺术同样能被大众所接受,而且得到普遍的传诵。
   
他们所体现出来的一点,就是要审势度势,根据环境适当的改变其传播艺术的方法,例如朗朗的古典音乐融合了快节奏的现代弹奏法,从而令观众更容易接受,也更容易提起欣赏的兴致。
   
所以如何传播的问题,再一次的摆在了我的面前。
   
电影评论如何最大程度的使观众感兴趣,而且又要符合自己的价值观,具备切实的现实意义,就成为了目前笔者最大的困惑。
   
我的分析既要顾及电影制作者的欣赏标准,又要符合大众的欣赏口味,两者如何结合,就是雅俗共赏的问题了。
   
如果影视评论像电影仿佛电影学习的专业教材,结果必定流失大众读者,最终导致普通读者群变得狭小。

高处不胜寒,高深者则寡的道理,千古如此。

但如果影视评论的受众变得如此狭小,作者的价值观便影响不了观众,既然没有广大的受众,电影制作的改良与电影观众素质的提高又从何谈起呢?

于是,雅俗共赏,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选择,理想与现实的挣扎就集中体现了出来。

但是我所要说的是,一切的文章都需要切实有用,一切的技巧都必须切实符合电影创作,即使不是专业电影制作者,至少从剧作角度上来看,能令读者从根本上发现这些经典电影成功的根本原因,而不会从意识形态上去模棱两可的体会什么是经典电影的成功之道。
   
当然了,意识形态的分析同样是影评的一大方向,但是目前中国连优秀的电影都制作不了,又谈何意识形态的问题?如何做是如今电影界的第一难题,只有懂得了走路,观众才能从中受益良多,甚至浮想联翩。
   
电影说到底就是:视听语言与剧作元素的结合。
   
一切形而上学思想一般都是观众或者影评人的牵强附会。
    
这种形而上的理解,有助于观众素质的提高,却丝毫不助于影视作品本身的提升。
   
周星驰的《大话西游》是最好的证明,其实他告诉我的真相是,当初根本没想那么多!
   
我们影视制作者和观众所要了解的前提是影视作品到底是什么,即电影是什么?而不是连走也不会,就天天跟着别人的脚后跟跑步。
   
意识形态需要分析,但前提是能制作一部好电影的基础上,连好电影怎么回事都不清楚,又怎么谈意识形态上的东西呢?
   
所以,我相信从剧作角度和视听语言来讲述技巧的问题,是迫切而实际的问题。

下面请听听读者的感受吧:

2006年第五期《看电影》的《挺进报》鳄鱼说话,读者来信如斯说道:

导向型和选择性,才是杂志应该具备的素质和义务,也是很多影迷选择购买并忠诚的因素,因为你们不只面对看电影的人,还有制作电影的人。多样性不代表可以随意性,这也是文字与纸张和网络的本质区别,你们的优势不是时事性,而是深度和见解。

并为中国的制片人和编剧留出空间,介绍他们,深入影片背后,电影工业的发展需要各个环节的协调发展。

上面的话,令我感受颇深,也是我所要说的话,看电影需要面对不同层次的读者,深度和见解才是根本。

影视评论不但要面对读者素质提高得问题问题,同样要面对电影事业的丰收,通过影视批评来促进电影的发展。

片面而激进的观点往往是推动事业成功的保证,只有这种坚定不屈的信念常驻人心,那么中国的电影之路兴许能少走点弯路!

兴许这是坚守理想的一个过程,需要勇气来接受现实的残酷,更需要时间来等待理想的胜利,这之间的过程将会是如何的枯燥和痛苦!

在这种不被人所理解,甚至不被自己所理解的环境下,一些怀揣着理想的文人斗士显现在我的面前,他们用自己的身躯换来了理想的乌托邦世界,他们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艺术大地的夕阳…………

 

(五)

海子的选择

踟蹰于这个匪夷所思的命题中间,置身于生存和毁灭的巨大天平上,豁然间一个熟悉的身影和我的思绪遥相呼应,眼前出现一个衣着素净的青年人,腰上用手腕夹了几本厚厚的大书,徘徊一阵后,从墙壁上缓缓的撕下一块纸片,如同摘下一朵含苞欲放的花骨朵,然后用铅笔在上面写了一行字:“我是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教师,我叫查海生,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写毕竟毅然安静的躺在了冰凉的铁轨之上,腰部紧挨轨道,一会儿,一辆火车呼啸而来,便这样拉下了这个年轻人精彩的一幕人生剧。

他就是海子,一个苏伟和我,乃至许多朋友都深爱着的诗人。一个时代的英雄,一个民族的英魂,或者说一个在古老命题中最终选择毁灭的精神领袖,从此中国少了一个先锋的思想家,而多了一段伤感的往事。

海子的死在一定程度上终结了一个时代,他的死同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们的担忧:为什么文化人难以生存的问题,他们才华横溢又满肚子的不合时宜,精神高迈却物质匮乏。(另一种人由于富裕的生存条件不在命题的范围之内)

而海子在我眼中也许是这个古老命题最为典型和深刻的代表了,他耐人寻味的生活方式以及极端艰苦的创作条件,和他深邃伟岸的精神理念形成了隔如银河似的落差,这种落差又如同几何学中的倒置三角形异常沉重的压榨着海子的身心。海子创造了一个神乎奇迹的诗歌王国,但同时他也制造了一个现代人间最大的悲剧之一,从这个命题的角度出发,海子正是由于他超乎平凡的精神高度才最终导致了自己的毁灭。于是我可以说海子延口残喘的艰难生活是中国当代很多才华横溢的文人生存状态的影射,海子选择了毁灭,我们该如何选择?

精神先锋启示世界,光照世人,但如何自救?我们如何避免余杰所说的:“光是如何灼痛自己?”这是一个问题,而且势在必行!

屏息敛气的再次步入海子在距北京城60多里外的昌平居所,随着海子遗留下来的气息,我们可以感觉到整个屋子还是明显的存留着他自己的个性,门厅里面贴着一张他挚爱着的画家梵高的油画《阿尔疗养院的庭院》的复制品,左边的房间里一张简单的地铺摆在窗子底下,这张地铺混杂了海子浪漫的诗人气质,他在88年去西藏的过程中,看到藏民都统一睡在地上,觉得贴近自然,于是回来后也决定尝试藏民的习俗,浑然不觉这个无意间的行为竟然伴随他度过了自己最后的日子。靠南墙的桌子上放着他从西藏带回来的两块喇嘛教石头浮雕,这是两块厚实而并不规则的石板,光亮的一面雕有佛像,两块石头重二十多公斤,海子居然能从西藏沿途搬到北京,可见其毅力不可小觑。右边的房间靠西墙一排有三个庞大的书架,对面东墙也靠了一个书架,形成东西对阵的模式。屋内两张桌子,门边的那个桌子上摆放着海子生前珍爱的七册印度史诗《罗摩耶那》。

这便是海子从1983到秋到1989年春天的住所,几乎陪着伴他度过了最为重要的人生和创作阶段,往屋舍内随意打量一番,你寻觅不到任何现代科技的产品,没有电视机,没有录音机,甚至连一台基本的收音机都没有,除了书和诗人的气息之外便一无所剩。

海子的朋友同样作为诗人的西川在他死后的一篇文章里说过那么一句话:“很显然,在主人离去前这两间屋子被打扫过:干干净净,像一座坟墓。”

坟墓的基石和棺木毋庸置疑是海子先天的贫穷,家乡不能带给他物质上丝毫的帮助,相反在另一面大学的教学岗位上他也很难获得物质上的宽松,毫厘不爽的艰苦生活给他留下了短暂一生悲苦的烙印,从生活的起点来做出判断,海子在此时便已经成就了不幸,这种不幸是间接导致他站在生存亦或灭亡平衡点上的原因。一旦如此,选择命题的结果便成为了他必须经历的过程,海子选择的结果并非一时冲动,相反的却是一种必然。它来自于海子苦心经营、缁铢积累培养出来的文人气质,如痴如醉的自我麻痹陷入了理想的乌托邦世界之中,不得自拔。

海子的生活异常单调,他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不会游泳,甚至连骑自行车都不会,终日关在自己的房子里,从晚上7点开始写作直到第二天早上,然后一个早上的睡觉,起来后安静的看整个下午的书,中途除了吃饭的休息时间很少有什么空闲,最后从晚上7点重新开始写作,直到第二天早上。按部就班的单调生活如此重复于一个盛年的小伙子中,井然有序的度过着属于他的每一天。

不难看出,海子对于生活与对于诗是截然两种不同的两种感受,在他的诗歌里,世界是充满光明和关爱的,可是在摇摇欲坠的现实生活中,海子对任何的事物都不具兴趣,(除了气功)认为它们是无聊的小把戏,不值得认真把玩。

有一次他走进昌平的一家饭馆,和饭馆老板说:“我给大家朗诵我的诗,你们能不能给我酒喝?”可惜饭馆老板没有尼采式的浪漫,他并不是文人,也不是诗人,他说:“我可以给你酒喝,但你别在这朗诵。”

 

(六)

文人的浪漫主义情节与乌托邦世界

从这个具体的细节中,我们可以分析出存在在海子身上或者说众多文人身上的两点通病,这两点弊病与哈姆莱特的古老命题形影相吊,甚至可以看作是文人难以在社会生存的外在原因,或多或少的存在于那些难解这个命题的人的视野当中。

除此之外存在一个关键词与这些文人的处境息息相关:浪漫主义。

理解了这个关键的内因之后,我们便可以轻松的发现文人正是由于这种特有的理想气质才使得自我的生活永远的轮于沉默!(还是只针对物质匮乏的浪漫主义文人,讨论范围限定在命题的第一种人内)

浪漫主义一词源自romance,原指用罗曼语写成的中世纪英雄故事或诗歌,但如今浪漫主义一词同它原来的含义已经相去甚远。浪漫主义在文学艺术诸领域中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满怀热情、追求理想的世界,一个耽于幻想、勇于创造的世界。

我所认识的浪漫主义文学,最具典型意义的在欧洲。而浪漫主义文学在全欧盛行的时期,却是17891830年这段时期之间。这一时期,欧洲历史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和转折。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开辟了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一个新时代。具有全欧影响的文学运动——浪漫主义运动正是法国大革命、欧洲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高涨时期的产物。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用革命手段摧毁了封建统治,为法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在这次革命的鼓舞下,欧洲其他许多国家反封建斗争高涨,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具有深远的影响,让人们看到了美好生活的曙光。但是,革命胜利后所确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显然没有启蒙学者描绘的那样美妙,它所建立起来的"理性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并未真正实现。社会各阶层对启蒙思想家提出的"理性王国"感到失望。"早先许下的永久和平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掠夺战争""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在普遍的幸福中得到解决",反而"更加尖锐化了"。总之,"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当时的作家都对资本主义现实表示不满,并企图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

浪漫主义作为一个具有共同社会历史背景和哲学思想基础的文艺思潮,既有共同的基本特征,也有不同的倾向。浪漫主义作家对法国革命后的现实极为不满,都企图把非资本主义的生活加以理想化,因此,偏重于表现主观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便成为浪漫主义的一个最突出、最基本的特征。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涌现了许多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家,他们用他们的文章反映出这种社会情绪。比如杰出浪漫主义的文学家,英国诗人拜伦和雪莱,法国的雨果。拜伦的诗体长篇小说《唐璜》,对欧洲各国的社会弊端予以辛辣的讽刺和揭露。雪莱的抒情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描绘了没有压迫和剥削的大同世界,寄托了诗人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作为法国浪漫主义的喉舌,雨果更是雄辩地捍卫了政治自由,并为那些命运不济的人们主持正义。他的《巴黎圣母院》是浪漫主义文学杰作。他的《悲惨世界》更像一部史诗,描写主人公通过英雄主义行为和受苦难,使灵魂净化后得到拯救。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人的理性不太热心,他们更多的笔墨钟情于人的本能和感情。他们的作品偏重于表现主观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以此反映对现实社会的不满。

洪堡解释说:"古人只当自然在微笑、表示友好并对他们有用的时候,才真正发现自然的美。浪漫主义者则相反:当自然对人们有用的时候,他们并不认为它美;他们发现自然在蛮荒状态中,或者当它在他们身上引起模糊的恐怖感的时候,才是最美的。"在这里,也显现出浪漫主义文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对大自然的歌颂。由于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厌恶,对庸俗丑恶现实的反感,雄伟瑰丽的大自然和远方奇异的情景,便成为浪漫主义作家寄托自由理想之所在。在他们的笔下,大自然的美和崇高往往同城市生活的丑恶鄙俗形成强烈的对比,一些非凡的人物大都出没在犬自然中间或奇异的和具有异国情调的环境里。

消极浪漫主义作家在塑造形象时,不是从现实生活出发,而是从主观幻想出发,创造了非典型的、片面的、虚幻的与现实毫无关系的形象,其正面主人公常常是自我陶醉、消极厌世、脱离现实的幻想家。

    

(七)

     海子这般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们拒绝现实的残酷,单纯的迎接艺术的洗礼,生活在现实中,而幻想在现实之外,他们所奠定的价值观本身,就早已预言,在不久的将来,浪漫主义必定摧毁文人的生存空间。

     理想主义这个词不经意间就会引出另一个词语,即乌托邦的世界。

乌托邦情结的特征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具有明显的整体主义倾向,文人全面描述一个社会,并且对未来社会的描述非常的全面而且具体;其次乌托邦情结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的倾向,他们把目标定得特别高,而且描述得十分完美。这使得他们的理论比传统的理论更有雄心、更有广度、更具有煽动性。虽向往之,实不能至;最后,乌托邦情结具有明显的激进主义、盲动主义的倾向,即使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也要固守到底。

显然,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文化人的乌托邦情结是时代的宿命,他们舍弃生存,而一心追求艺术的理想状态,他们不屑于庸俗的经济利益,衷心耿耿的沉浸在浪漫主义之中,这是一个狂热年代遗传给他们的危机,而这恰恰也是中国文人生存大悖谬的深层原因。

虽然理想一定要有,但是还要结合一个东西,叫做“现实”,既有理想的现实主义,又叫做革命的现实主义,并非无原则的现实主义。

理想主义是原则性,现实主义就是灵活性,理想主义的原则性与现实主义的灵活性要统一起来。

如果不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起来,不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那么艺术家的生存就要造成缺陷、缺点,甚至造成灾难。

(八)

当然,在如今浮躁的社会环境中,我们还是要强烈的提倡这种人文的浪漫主义精神,在理想的强烈推动下,结合现实主义的能动作用,尽可能的把艺术与现实结合起来。

如此一来,人文的缺失可以被弥补,而文人的生存状态能样能被妥善的解决。

在此,不得不以一位艺术家作为总结:

他就是史铁生,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

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

当多数作家在消费主义时代里放弃面对人的基本状况时,史铁生却居住在自己的内心,仍旧苦苦追索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仍旧坚定地向存在的荒凉地带进发,坚定地与未明事物作斗争,这种勇气和执着,深深地唤起了我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警醒和关怀。 

这种坚守在现实与理想之中的艺术家,才是人类精神的导师,他所带来的意义,绝非纯理想主义所能比拟,他所预示的人格魅力,向我们再三揭示了生存的根本奥义。

即回到生命的零点。

当你被现实主义所迷惑时,请试着走回生命的起点,重新看看,你到底是要去哪儿?是否已经偏离亚当和夏娃相互寻找的方向?

当你被理想主义充溢了理智时,请试着打开窗户,看看街道上的人群,听听户外熙熙攘攘的声音。是否能够发现自己依然生存在一个现实而可爱的社会中。

不必太在意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只要你从诞生开始,便找到了生命的意义,那么就足够了。

活着,本身就是一种理想与现实的最大结合,艺术与人生的完美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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