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后记

2001年底，正是DV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全盛时期的北京民间电影组织实践社成功地举办了“首届中国独立映像节”，随后开始了大串连式的全国范围内的巡回展映，其所到之处，以“饕餮之夜”的视觉轰炸方式，为新一代人展示了独立制片的可能性，这是中国独立影像第一次大规模地从地下浮出水面。由此，长期为体制所垄断的影像话语权，在顷刻之间由遥不可攀，变得触手可及。

实践社的征集作品的模式，是一种从民间底层开始征集的海选模式，其作品质量之良莠不齐、影像格式之混乱杂驳，充分显示了DV乌托邦时代的热闹、喧嚣、狂乱的特质。

在2002年之后，民间的DV影像展映出现了两个趋势，其一是学院体制的介入，其二是商业性DV比赛的泛滥，这两者的存在都有着其法理上的正统逻辑。教育性质和商业性质似乎提供了DV影像存在的某种合法性，使得意识形态部门得以心安理得地熟视无睹。

学院体制下的DV影展的生存前提，是传媒专业和影视动画专业在艺术类专业高校和综合类高校学科领地的空前扩张所致，大量学生作业开始涌现，这些作业需要通过一个窗口展映，从而获得精神上的鼓励以及某种成就感。商业性影像比赛的层出不穷，一方面是赞助商们在影像巨大的传播途径中发现了商机，另一方面则内蕴着DV器材销售商们的营销策略。而当学院和商业结合后产生的，就是由商业冠名的大学生数码艺术节这样的共谋形式。同样，为了获得更多的社会关注和商业赞助，此类影展作品的征集和筛选方法，继续沿用了“首届中国独立映像节”的海选模式。

在海选模式的民间影像活动中，最值得尊重的是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虽然同样有着学院深层介入的背景，但是其选片标准和评奖标准和当时泛滥的DV比赛不可同日而语。云之南的策划者们大都出自1990年代晚期的民间组织“昆明电影学习小组”，他们有着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人文内质。他们所邀请的评委会成员，也基本代表了当下一批能突破体制标准，而具备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专家学者。虽然其人类学意义上的定位，使得云之南的选片标准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其专业、内敛、严肃的操作，使其在海选模式的民间影像节中独树一帜。

此外,由北京现象工作室发起和组织的中国纪录片交流周,因其在片目选择上的宽泛性,加上现象工作室有着良好的中国独立电影的制作和发行的工作实践，使得中国纪录片交流周在单纯的影片展映、学术交流之外，具备了一定的宽容度和其他可能性。

二

作为一个低调存在的民间影像展映活动，“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缘起于2003年非典前后的非常时期。那时，实践社一开始轰轰烈烈的“第二届中国独立映像节”在某种特殊形态下，刚刚草草收场，实践社的高层们便纷纷作鸟兽散。作为实践社前首脑之一的张亚璇在单飞后，于当年4月在北京SOHO现代城策划了“2003中国影像年度展”，这是一次不幸的策展，在非典的阴影下被宣告流产。

张亚璇其时是DV运动的一个重要鼓吹者，她一方面竭力在媒体撰文推介，一方面在海内外四处策划和组织地下放映活动。事情出现变化，是在之后不久张亚璇陪同贾樟柯的一次南京之行，她和南京方面的独立策展人曹恺、黄小璐的会晤，催生了是年9月的“第一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

在意识形态压力和非典病疫的非常时期，放弃大张旗鼓的海选模式，而由学术主持人在已占有的影像资源中进行精选，做一个规模小型而质量优秀的影展，成为策划者们的共识。所以，“第一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最初的精选模式，其实是一次仓促而无奈的行为。

事实上，年度展精选模式的确立，一直到2004年底第二届才得到广泛的认同。在2004年初做第二届年度展最早的策划书时，李振华和曹恺曾经试图尝试一下海选模式，以期能遴选到一些更底层的佳作。然而，他们很快就放弃了海选的企图，重新回到了精选模式。这其中固然有着影展投资方的种种变化，但是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海选已经被层出不穷的DV比赛搞得声名狼藉。

“第二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在选片上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对全国各个区域原创作品的重视和推介。董钧、周渔、岳路平等一批来自西安的纪录和实验作品；高世强、陈晓云等杭州短片运动的代表作；助理策展人洪潇沂在上海的多个DV比赛中筛选的多个学生作品……DV运动在2004年的北京偃旗息鼓之际，在其他大中城市却已经开始真正地深入到民间。

三

经过两届的策划与组织，年度展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核心策展小组，也真正形成了以精选为主要模式的选片流程。

2005年的9月底，本届影展的学术主持张献民最早拿出了一个供学术委员会讨论的方案，经过多次碰头研究（2005年11月在广州、12月在北京、2006年1月在南京、3月在北京、）和MSN会议，同时，也经过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第三届独立影像年度展的片目开始成型，张献民整理出一个剧情片和纪录片片单的大体框架。

选片的原则主要有三项：第一是在圈内反响比较大的、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品；其次是虽较少露面，但是被学术委员会半数以上推介的；再次是创作上虽显粗糙，但有冲击力的新锐作品。是否在国内外其他影展上获过奖，不作为入选年度展的必然条件。

刁奕男的作品《制服》和刘佳茵的作品《牛皮》是两部屡次在国外获奖的DV电影，它们其实在2004年就已经入选第二届年度展，前者因放映格式问题被迫放弃，而后者则因其他放映权问题而被迫延续到本届。两部在云之南获奖的纪录片：黄伟凯的《飘》和胡新宇的《男人》被多位学术委员推荐，这也从一个侧面肯定了云之南的奖项的含金量。

当多数学术委员推荐黄文海的新作《梦游》时，谁也没有想到这部纪录片会是继段锦川的《八廓南街十六号》夺得法国真实电影节纪录片大奖后，第二部获该奖项的纪录片作品。而这两部片子获奖的时间前后间隔了近十年。

在朱文的DV电影《海鲜》之后，更多的作家把文字叙述延伸到影像叙述，并且“开始堕落为导演”。李红旗的《好多大米》和木桦的《失眠镇》是这一年多来频繁曝光的两部作家作品，而诗人韩东在《好多大米》中，更是直接“堕落”为演员。同时邀请这两部作品参加年度展，就是为了呈现这样一个“作家电影”的现象。

“艺术家电影”更多存在于短片创作中。杭州是中国录像艺术的发源地，从上一届起，年度展的策展群就开始关注杭州短片运动，本届除了高世强、倪柯耘、程然等人的作品外，又出现了朱隶、孙逊、金闪这样一些新鲜的名字，杭州的实验影像人材实在是层出不穷。

然而，还是有更多的艺术家开始使用纪录片的话语，曹斐的《父亲》、蒋志的《香平丽》就是其中的代表；徐坦的《兴建郑道兴音乐厅》和《新天地》以一种游击录像的方式记录了他目光所及的当下之人与空间；而石岗、朱晔等的实验片《冠军来来》则可以看做是一种对纪录的颠覆。这批作者的个人履历里无一例外地被标注着广州，加上正在创作状态中的周浩、甘小二、符新华等人，呈现了一种被称之为 “珠江三角洲”的现象。

四

在完成这篇“后记”之前，要向以下同志和机构致敬：

张献民，年度展的灵魂。

张亚璇，年度展的创始人。

李振华，一以贯之的贡献者。

后窗看电影，国内影响力最大的电影社区，年度展的忠实合作者。正是后窗众多的网友作为本届影展的志愿者，承担了大量的编辑、翻译、设计、展务等工作。

红色经典，一个过去时态的名词，其新的空间将被命名为“南视觉美术馆”。空间与名称的改变，并不会改变其对中国独立影像的关注与支持，独立影像年度展将成为美术馆的常设项目。下一届的年度展投资和规模将会有跨越式的提升，其目标是办成国内第一流的民间独立影像节。

无论如何，在这里还是要向其他国内外优秀的海选模式的影像展致敬，如果没有海选作为前提存在，那么精选也就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