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纪录片交流周影片《浩然是谁》

《浩然是谁》

导演手记

浩然是一个寓言

父亲多年担任乡镇机关的行政职务，因此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在乡间度过，父亲隔几年就会被调往另一个乡镇，因此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个“周末爸爸”。每到周末，父亲从邻镇骑车回家，我和哥哥总是恭恭敬敬地、老老实实地、或者说胆战心惊地、远远地就大声叫“爸爸”。其实他还没到家时，早有邻家的哥哥们通风报信：“你爸爸回来了”，这句话对于我们，大有闻风丧胆的感觉。我们与父亲的关系，邻居们笑话为“老鼠见了猫”。

也许记忆夸大了我对父亲的恐惧，其实父亲慈爱的画面保留得很多，我记得我们一家人冬天里围着木盆一边泡脚，一边唱歌。但我还是固执地不选择这些满足感十足的时刻来记忆，我对童年的叙述总是选择了那些惊恐的时刻。

跟邻居家的男孩儿比，哥哥的调皮捣蛋算不上什么，但是他得到的惩罚是那些孩子们没遭受过的。我从来不知道哥哥到底贪玩些什么，我看到的永远都是他被惩罚这个结果。哥哥挨打的场景至今令我耿耿于怀，他被打过太多次。也许父亲这辈子顶骄傲的事情之一，就是把哥哥这样的顽劣孩子培养成一名医生，而我的邻居的哥哥们没有一个读大学。我从父亲向别的有难管教孩子的人家传授经验时，揣度出他的骄傲感。

我说不清楚那个和哥哥形成鲜明反差的我是真的乖，还是装乖。总之那些说给哥哥的训导，那些抽打在他身上的皮带印痕，实际上是对在一旁的我发生了作用，我不可能没有反应。

冷冬，被剥衣服的孩子，皮带，另一个孩子默默旁观，这便是我念念不忘的D镇场景，暴力而萧索，它把所有画面染成冷色。

在一个短篇小说里我写到哥哥挨打的事，很久后被哥哥看到，他说看过以后很难过。但我们并没有因此对童年生活再多说些什么，成年的我们和小时候一样，彼此关闭着内心。

十五岁离开D镇，我从离别的经验里学会冷漠。我不太会留恋一个地理空间，这让我可以一直走、走、走下去，走到陌生的地方。我羡慕那些有故乡感的人。我没有。我是个有故乡而没有故乡感的人。虽然想起D镇的某一条石子路、一个小巷、一棵树，或者某一个雨天，会觉得熟悉亲切，但我的情感不会再多一点。没有太多情感，因此也没有要求，不会对之寄以不适宜的恋情，也便不会对它感到失望，你知道，这种无所谓的态度是多么没有负担，多么没心没肺，多么的轻，又是多么的惶恐。

2001年夏天我回D镇过暑假，松松几乎每天中午来找我聊天，一个快入学的研究生和一个十五六岁、爱打架的初中生，在D镇的炎热午后，位置有一点倒错，这不是一个对话，而是松松对我的独白。差不多都是我听松松讲他自己的故事，帮派、打架、跟老师作对、兄弟、女孩儿的事情。他对我的生活毫无兴趣，他看到我每天坐在房间看书感到嗤之以鼻，表示“太没意思”，而我觉得他的事情“很好玩儿”，对文字的癖好使我有一次怂恿松松把他打架的事情写下来，这让松松犯了难，他好不容易写出一篇，实在没有他讲得有意思，大概是说话时的生动表情、动作的配合演示、酷烈的词语都无法写出来，松松再没写过第二篇。

其实暗自里，我是期望一点更神奇的事情发生：比如松松这样一个暴力少年一旦拿起笔来写自己，他会变成怎样，他的内心会怎样一点点变得敏感细微，他怎么把自己潜藏的暴动溶解进一种自我过滤、自省的文化行为中。那时候我抱着自以为是的文化想象力与某种成人要加给孩子的善意引导，我很想用“好”的价值观影响松松。当然松松不会那么容易受我的诱导。

松松给我的暑假很多意外惊奇，他让我感觉D镇不是一个松松，而是一群。后来我开始拍他们，的确认识了更多这样的男孩儿。

这些三天两头被请进政教处受训、最拿手的写作就是写检查的松松们，这些从小就学会打游击、对老师家长阳奉阴违、已经积累了无数“战斗”经验的“小天王”，这些嘴上说得飞扬跋扈、见到某个女生就服服帖帖的小男生，其实他们懂得成人世界贫乏的规则并对之不屑一顾，他们懂得怎么应对并保留自己的世界尽可能不被侵蚀。开始拍他们的时候我只想知道，这些给成人们添了无数麻烦的孩子们，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受处分、离家出走、被劝退学的总是他们。只要和他们混在一起，解开这个疑问并不费力，我了解了，也拍到了。

朋友说我像个藏在他们中间的卧底，的确是，只不过这个卧底带着友好的心而来，她没有责任感，没有社会问题意识，她有一点好奇，有一点个人的成长情结在里面，还有一点为一种说不清的力量所激动的心情，她还为一个年龄的身姿、动作、神情等等那些影像感十足的画面所吸引，她呈现、体会、参与、感叹，但是不关怀，她认为关怀是个需要太高高度的行为，她不想站得太高，她仍然站在当年那个默默旁观哥哥挨打场景的孩子的位置。作为一个卧底，她不想出卖她拍的人，她更愿意跟她拍的人共谋而不是跟观看的人共谋，因此她保守了他们的大部分秘密。她不能担保她拍的这些人就是真正的他们，她只能担保这些人当然不是虚假的他们，就是说，被看到的他们是她愿意呈现的他们的截片。当然，谁又不是以截片出现，时间、地域、甚至历史，能被看到的谁说不是截片。纪录片就是截片的艺术，所以她总是宽恕自己没有拍到某个场景、将某个有意思的片断割舍等等。舍弃的总是会比选择的多得多。她宽恕自己说，拍纪录片就要排除这些抱憾的心思。

每一个拍纪录片的人都是这样一个卧底，带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持着摄影机侵入别人的空间，投入对方的生活，最终用影像呈现出来的很少很少的那一部分，人们称之为纪录片。真正的纪录片，永远大于影像可能呈现的那部分。

在整个拍摄中，数十小时的素材带里，浩然出现的时间不超过几十秒，他出现在镜头里时，我并不认为他是浩然，在我想来，这帮小豹一般的男孩们周密计划、埋伏等候要将之打败的对象，一定比他们自己更强悍、凶狠。但是浩然根本不，他不过是一个戴一顶有小绒球的帽子、穿着臃肿棉衣、身高不过一米五、躲藏逃窜的初二小男生。

也许松松们想打的人，可能不是浩然，可能是某个路人、是对他们皱眉头的一个邻居、是训斥了他们老师、也可能是某个让他们看不顺眼的有钱人、某个大摇大摆的官员、也可能是某个如我一般和他们不同的文弱书生，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是他们想打的对象，只是这一次碰巧是浩然，因此浩然是谁一点也不重要。也许比浩然是谁稍稍有意味一点的是，他们以为万无一失的打浩然计划真正实现起来并不容易，他们看着浩然从眼皮底下溜掉，他们耗掉全部力气发狠、追击、围堵，都不能把浩然找出来，浩然只是他们想象的打击目标，他们看到他，但是根本打不到他，浩然自身，有不被他们打到的灵敏素质，浩然背后，有他们不敢打的背景。浩然就是这些孩子的现实隐喻与成长寓言。在与他们混在一起的许多个日子里，隐隐的“浩然寓言”不是不让我有一点心惊的。

《浩然是谁》实际上是说一件“预谋打人未遂事件”，因为“未遂”而让我感念，让我舍弃比这件事似乎更能表明他们现实处境的其他事情。在松松们的生活中，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可能发生，他们有无数“未遂”的冲动，有使不完的劲头，时间还没有紧迫地追赶他们，他们还能游荡、荒废、抛掷、妄为，现实给他们积聚了那么多危机，那么多要“打浩然”的理由，但他们的反叛指向一个找不到的目标，我把这个目标称为“浩然”，我问“浩然是谁”，浩然证明了松松们为自我构建的世界的脆弱性、暴力指向的虚妄性。

后来松松们会去当厨师，当工人，或者继续游荡，就像他们的父亲一样。他们既想、又不想那么快跨进成年，周而复始的劳作就这么在犹犹豫豫中开始了，其实他们根本不想像他们的父亲一样。我知道在中国的现实里，会有更多危机积聚在他们身上。我在这里停止下来。

很奇怪拍这些孩子我总是遭遇阴天，于是这群动感十足的孩子们总是出现在灰色调的画面里，这种反差，我想，其实就是我理解的他们，我理解的成长。过了十几年，D镇的冬天还是一样萧索，一样的荒秃秃的树木和田野，一样的暴力空气。这冷感和我的记忆有多兑合。我不可能不带一点自己的武断与偏见。

编完《浩然是谁》，不知为什么我想起我的哥哥和邻居家的哥哥们，我拍的这些孩子身上，是否有哥哥的影子，当年我毫不关心他们整天到底干了什么，在我印象里他们不可能干什么好事，作为好学生的我自动与他们划界、不与之为伍，只要与他们有关的就是我不喜欢的。但是现在如果有机会，我一定满有把握地说，我知道当年你做了什么，我说这话时脸上一定是那种别瞒我的表情。我知道，他们代替我反对我不能反对的，也代替我，遭受我不能遭受的。就像哥哥的挨打，一定有一部分是代替我。我还知道，要是时光回转，我会和他们一起瞒天过海，胡作非为。你知道，那些我们自我规约所摈弃的生活里，暗藏了另一个不可能的自己；你知道，那些在匆匆赶往成年的路上所丢失的，一定有我们要找回来的东西。

2005年12月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