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马奖秘书长解密李安 几十年细说从头

特约采访：王清华（台湾电影金马奖秘书长）

李安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头上笼罩着华人之光的光环。光环下的李安和生活中的李安有何不同？本报特邀请台湾电影金马奖秘书长王清华先生采访发掘李安的伯乐徐立功、李安的大学老师、李安和妻子的朋友、《卧虎藏龙》的编剧，共同为我们勾勒出李安的侧画像。他的婚姻、他的为人、他的性取向，都在话题之中。

李安第一印象：“李安”是艺名吗？

十多年前，我有一天下午到“中影公司”，在制片部看到一位陌生人。我问中影的朋友：“那是谁呀？”中影朋友回答：“一位新导演，叫李安。”我又问：“李安？是艺名吗？过去没听过。”朋友答：“搞不清楚是艺名还是本名。”

这是我对李安的第一印象。老实说，第一印象没什么印象。

1997年10月，台湾的“影评人协会”有8个人参加第二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蔡国荣夫妇也是其中之一。

那是我第一次到上海。对这享誉已久的“十里洋场”，大家都倍感新鲜，不免到处走走看看。

但在所有活动中，蔡国荣夫妇除了与我们去“王宝和”吃了一次大闸蟹外，几乎都待在旅馆里，足不出户。

我不免好奇，问他在忙些什么？

只见他神秘兮兮地说：“在赶一个本子。”

我说：“赶剧本在台北赶就好了，干吗大老远跑到上海来赶？”

他没正面回答我，反问了我一句：“王度庐的作品你过去有没有读过？”

我问：“哪一部？”

《卧虎藏龙》！

没想到，这与李安有关。

再见李安：已是知名导演

1998年的夏天，蔡国荣约我与曾西霸下班后到“京星”去饮茶。那时我还在《台湾新生报》上班，蔡国荣在《中国时报》编影剧版。

晚上12点，“京星”里高朋满座，我第二次见到李安，也许是晚上，他穿得很轻松。这时，他已是知名的导演了。

我们边吃边聊，但大部分的时间，李安都是静静地聆听着，他的话不多，偶然说上几句，也都是要言不烦，没有什么“嗯、啊、我觉得、似乎是”等等之类的废话。

但千万不要被他的外表所骗，以为他不会坚持己见，或偶尔人云亦云。

对此，蔡国荣就说：“李安导演外表谦和，个性看来十分温婉。但其实他并不是如他外表那般，可以轻易说服他或改变他的想法。”

“在筹备《卧虎藏龙》的时候，他虽然初次尝试拍武侠电影，但他其实蛮有想法的，而且对很多观点或看法是很坚持的。因为他个性谦虚温和，因此往往又表达得不是很明确，对编剧而言，就增加了琢磨的功夫。”

蔡国荣坦承，那段时间，为《卧虎藏龙》的剧本，确实沟通得很辛苦。

《卧虎藏龙》最早的剧本架构，大约都出自蔡国荣之后，特别是他把那个捕头“一朵莲花”刘泰保的角色做了调整，让三位主角的戏得以凸显，功不可没。

然而，《卧虎藏龙》正式上映时，编剧变成了“王蕙玲、詹姆斯、蔡国荣”三个人，不仅多了两位，里面还有个外国人，蔡国荣在顺位上变成了“第三者”，这一点，蔡国荣始终不愿多做说明。

《卧虎藏龙》的“最佳外语片”始末

《卧虎藏龙》在2001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及“最佳艺术指导”(叶锦添)“最佳摄影”(鲍德熹)等奖。对台湾而言，最有意义的当然是“最佳外语片”这个奖项。

因为其它奖项的报名、入围、得奖，都是发行公司“哥伦比亚”报的名，只有“最佳外语片”是中国台湾报的名。

《卧虎藏龙》那年能代表台湾报名奥斯卡角逐并得奖，与我大有关系。

台湾每年都会找几位与电影有关的人士，选一部当年的台湾电影报名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2000年11月的某一天，电影处找了电影导演黄玉珊，电影学者曾连荣、刘立行，还有文化评论者谢鹏雄及笔者五人，在下午五时半左右于“新闻局电影处”碰面。

负责这项业务的科长是陈德旺。大家先吃完了便当，就在一张小方桌前展开讨论。那一年共有三部影片被提出来角逐：张作骥导演的《黑暗之光》，中影公司出品、柯受良主演的《条子阿不拉》及李安的《卧虎藏龙》。

第一轮投票，《黑暗之光》两票(黄玉珊、刘立行)、《卧虎藏龙》两票(曾连荣、王清华)、《条子阿不拉》一票(谢鹏雄)。

《条子阿不拉》先淘汰出局。

接着开展第二轮投票。投票之先当然还要有一番讨论，那时，整体形势是倾向《黑暗之光》的。一方面是《黑》片非常“本土”，讲的又是弱势盲人的故事，同时又已经得了一些奖项，声势正盛。

我当时说：“《黑暗之光》的导演张作骥是我的好友，我当然认为它是一部好作品，但若论‘奥斯卡金像奖’的属性，则《卧虎藏龙》的题材与表现方式，应该比较容易获美国人的青睐。”

刘三行老师听我说完后表示：“清华兄这个论点，我可以接受。”

第二轮投票结果如下：

《黑暗之光》两票(黄玉珊、谢鹏雄)。

《卧虎藏龙》三票(曾连荣、刘立行、王清华)。

《卧虎藏龙》于是代表台湾报名参加了奥斯卡，并得了“最佳外语片”的殊荣。

牯岭街少年和李安太太的娘家人

我与曾西霸老师在1964年时，都在台北市罗斯福路上的“老成补习班”实习，准备考高中。

那时，两个毛头小伙子下课后，常牵着脚踏车，漫步在附近牯岭街的旧书肆，高谈阔论，构筑着年轻人的美梦。

好多年后，曾西霸才向我提到一件事，他说他那时中午吃完便当后，就会跑到他哥哥的公司去，喝碗绿豆汤，真是好不羡煞人。

他哥哥叫曾西江，公司就在离补习班不远的牯岭街上。合伙人则是李安的丈母娘。

曾西霸回忆说，李安的老丈人在经济部服务，经济部就在南昌街上，离补习班、牯岭街不远。李安丈母娘与曾西江合开了一家“钻探工程公司”，以地质实验等业务为主。这家公司一直到五六年前才结束营业。

李安的丈母娘一共生了一男三女，李安老婆林惠嘉是最小的女儿。曾西霸说，林惠嘉最像她妈妈。

当时，曾西霸才17岁，林惠嘉大约刚念小学，小曾西霸几岁，但因跟着曾西霸的哥哥曾西江叫“叔叔”，而也叫曾西霸“曾叔叔”。

那时林家一家住在台北市埤腹路(当年叫和兴路)的经济部宿舍里，曾西霸是少数去过她家的人，所以几乎是看着她长大的。曾西霸也是少数因李安的太太而认识李安的朋友。

婚姻是否曾经亮过“红灯”？总是难免会有的啊！

说到李安的太太林惠嘉，媒体都把重点放在李安在纽约的那段岁月。当时李安无所事事，不问家计，每天抽烟、看报、喝咖啡，十分苦闷。养家活口的重任自然就落在老婆林惠嘉的身上。

这段长达六七年的时间，对李安而言，虽然是“不堪回首”，却也蕴积出李安的能量。当这些能量一旦释放出来，也就沛然莫之能御了。

很多人问到李安这一段，李安总是以一贯的态度笑笑。至于老婆有没有怨言？婚姻是否曾经亮过“红灯”？李安也仍然是云淡风轻、四两拨千斤地一语带过：“总是难免会有的啊！”

李安太太是学“生物”的，跟搞电影整日埋首剧本中的李安，当然难有交集。而且她对电影工作几乎是毫无兴趣。

李安在纽约拍《推手》、《喜宴》，老婆、孩子、自己都粉墨登场，轧上一角。不是因为老婆孩子爱出风头，纯粹是为了省钱省事。

李安太太对电影的“外行”，从李安与曾西霸很私密的一次谈话中可以知道。

1993年，李安拍的《喜宴》，在“柏林影展”中与中国内地影片《香魂女》同获最佳影片“金熊奖”。

李安打电话回纽约家里，接电话的正是他太太林惠嘉。

李安(十分高兴)：“我得奖了！我得奖了！得了最佳影片金熊奖。”

太太：“哦！”

李安：“我的《喜宴》和大陆影片《香魂女》并列最佳影片！”

太太：“哦！这个影展是不是只有华语电影参加？”

无用之人所做无用之事，李安成事了！

李安的作品一如他的为人，平淡中自有真味。恰似白居易的诗，人人能懂，从不艰涩，更不弄玄虚，却绝不浅薄低俗。

1993年《喜宴》代表“中影公司”得奖，加以1991年的《推手》获“亚太影展最佳影片奖”及“金马影展”评审团特别奖。一时间，他成了“中影公司”的镇家之宝。

誉之所至，谤亦随之。他的风头之健，当然超越了台湾许多导演，遂也引发了一批影评人对他的批评(姑隐其名)，甚至说他的作品毫无艺术价值。

这时候，就可以见到他人格上的特质了。他在面对这些批评时，出奇的平静，而且自始至终面带微笑，不以为意。

在电视台接受访谈时，主持人念了一段别人发表在报刊上批评他的文章，问他有什么看法。只见他笑笑说(大意)：

“无所谓。看到或听到这些批评，反而让我觉得大有可能，因为还有很多值得努力去改善的空间。”

他为自己的创作定位，甚至说出“无用之人所做的无用之事”。这种胸襟与大度，放眼内地、香港、台湾，真是找不出第二位。

早期跟过他到纽约拍片的班底曾透露，李安是个爱家的男人。拍戏时不管几点钟收工，他一定回家陪家人，很少与工作人员去买醉作乐，彻夜不归。

他对家的重视与定义，与许多电影工作者不同。这种观点呈现在生活中，也反映在作品中，从《推手》、《喜宴》、《饮食男女》以降，乃至到好莱坞拍的《理性与感性》、《冰风暴》，甚至是同志电影《断背山》，都反映出他一以贯之的对家庭的重视。这种对“家”的观念，不正是中国社会自古以降的伦理观点！说李安很“中国”，是绝对没有人反对的，包括老外。

谁说不能拍一部尼姑、和尚谈恋爱的电影？

李安在《断背山》勇夺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后，他的母校(也是我的母校)“台湾艺术大学”(我们就读时叫做“台湾艺术专科学校”)，要颁给他“博士学位”。

姑不论“台艺大”能不能颁这个奖(毕竟已经引起了一些口水与争论)，但李安已初步婉拒了这项锦上添花之举。

曾经在“台艺大”担任过“影剧系”系主任、教过李安的顾乃春老师，就对我说过，李安成名后回学校，面对着一群“菜鸟”学生所提出来的不成熟问题，从来没有表现出一丝的不耐，总是耐着性子、面带微笑，尽可能去回答学生们的问题。

对于李安当年在学校求学的过程，顾老师坦言因年代已久，不复记忆。对于当时李安在学校时，有没有与哪位女同学要好过，顾老师说：那恐怕只有问他本人才知道。

但顾老师对李安有一项较深刻的印象，则是记忆犹新，他说李安长于思考，做事认真。

那时候“影剧科”分“电影”与“戏剧”两部分，电影的课多一些，但戏剧部分，则因为有舞台剧的演出，具有实验性质，同时也可以具体验证理论。但一般学生大多偏重“电影”的课程。

顾老师说，李安不管是电影的制作或舞台的演出，都十分认真，一丝不苟。有一次出去表演，观众反应冷淡。返程中，李安向顾老师谈道：不管观众反应好或坏，都是很重要的。舞台上的演出者应该与观众互动，才能产生共鸣。

这一段谈话，让顾老师印象十分深刻，因此对这位平常木讷寡言的学生，有了特别的看法。

顾老师还特别谈道，有一次李安回学校演讲，一再强调“题材”的重要性，告诫学生最忌“曲高和寡”，但是要勇于思考及突破，譬如：尼姑、和尚不能谈恋爱，但谁说不能拍一部尼姑、和尚谈恋爱的电影呢？

西部牛仔的同性之恋，美国电影极少碰触，李安却拍了！而且得到了全球的公认。谁说和尚、尼姑不能谈恋爱？

李安，同志？徐立功：无聊！

在“李安现象”发烧了一个星期之后，虽然电视节目中，还有些零星的报道，但都侧重在他会不会拍《卧虎藏龙》前传？会不会再与章子怡合作？

甚至还有好事之徒，说李安自《喜宴》到《断背山》，老爱拍“同志”题材，可能自己也是位“同志”。最后衍生成：“断背”其实是“断臂”，就是中国人所谓“断袖”之意。荒唐到了极点，引来了中影公司前老总，也是李安的“伯乐”徐立功的出面澄清，说李安绝不是同志！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可笑、更无聊的？

“中影”之于李安，或缩小范围来说：徐立功之于李安，其关键性或重要性，众所周知。若非《推手》与《饮食男女》、《喜宴》让李安崭露头角，岂能有今日？

但是，帮“中影”拍过戏的导演，不下数十，李安却只有一个。除了先天的条件，与时空的配合，加上自身的努力，与个人的特质，方有以致之。

中国人常说：由小看大、见微知著。

李安今日成就的构成，涵盖了一切好的与坏的，包括他两次大学考不上，只好去国立艺专学电影；在纽约沉潜了六七年，无所事事却蕴积了能量；也包括了他家人对他的包容，以及所有的机遇。

先天人格的特质、后天谦和的态度与不懈的努力，都是关键。这里面，少一味都成就不了李安。

不过，我们要伤心地说：“中影公司”已经没有了！台湾电影也几乎等于没有了！此时还能奢言什么第二个李安的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