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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人的革命《莫拉德》

2006-3-15 12:17  来源:现象论坛 作者:沙漠鱼   感谢 fanhallfilm 的投递

自由只属于人类个体。——西蒙娜•薇依

莫拉德》是由塞内加尔,法国,摩洛哥,突尼斯,喀麦隆等国于2004年合拍的记实体影片。导演是八十多岁的塞内加尔人奥斯曼•塞贝纳。

这是一部真正由非洲人自己拍的关于自己的电影。由于长期受殖民统治,还有独立后的种族和政治的风波,电影中的非洲一般都以各种不怎么好的面目出现在外国人拍的电影中。在这些电影中,有的表现了非洲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生物种群,有的以此为背景描绘一段有异域风情的爱情故事,或者表现这片大陆上的土著的愚昧和残忍,反正很少有导演把非洲人当作思想的主体或者行动的主体来描述。

这部电影的一个成功之处就是用平静,欢快,色彩斑斓的调子讲了一个革命味道十足的故事,它矛头直对非洲的“割礼”这一陋习。但是电影中没有加义正辞严的说教,没有正面拍摄割礼的残暴供外国人当恐怖片看,也没有苦大仇深的煽情。

电影中,克里妈妈是一个普通的农村主妇,他是一个非洲男人的第二个老婆。她深知割礼给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带来的伤害,于是她不让女儿接受非洲社会有千年传统,象征纯洁的割礼。这一点让村子众多长老、男人以及其他妇女所鄙夷。她的女儿也因为压力过大要求割礼。后来又有四个得知克里妈妈不主张割礼的小女孩跑到她家躲藏。克里妈妈使用了一种有巫术的绳索“莫拉德”,有了莫拉德年长妇人不得进入她家搜索那四个在割礼前脱逃的小女孩。影片中,这些农村妇女有两条途径得到外界的知讯。一是通过收音机。但是最后这些收音机都被长老烧毁。还有一个途径是通过一个卖货的“雇佣军”。雇佣军最后也被赶出了村子并被杀害。不过最后由于克里妈妈的坚持还是有大批的妇女站在了她这一方,她们收缴了割礼用的小刀,把长老的权杖踩在脚下……

导演在处理这个非洲女人颠覆性的行为时并没有用像有些第三世界国家表现共产主义英雄那样的手法。克里最后成功了,但这个成功付出了很多代价,她本人被鞭笞,“雇佣军”被杀,因割礼死去了几个孩子,而且就这个颠覆活动本身而言也不是很彻底,象征统治阶级的长老其实并没有半点觉醒。克里对抗割礼的方式也耐人寻味。在精神上,她通过收音机知道了女人应该享受的权利,知道了妇女应该有的地位。但是在行动中,她没办法把这些知讯当武器,武器最后还是借助了非洲的巫术“莫拉德”,一种有咒语的绳子。这种咒语本身并没有任何力量,但是对抗那些顽固不化的割礼“行刑人”(这个说法没什么不恰当的吧)似乎又没有另外的方式。

对于那些对传统造成冲击的符号,导演也用了十分内敛的手法,没有做出是对还是错这样绝对的判断。影片中到处可以看到塑料盆子,“雇佣军”的小摊上摆满的各种塑料制品,还有花花绿绿的内衣,现代的剃须刀,面包。全球一体化和市场经济已经进入到地球的每个角落。“雇佣兵来之前,你们还不是一样活着?”这句话对接受过外界信息的人来说已经没什么用了。

所以,知讯的确不可忽视。

控制人的自由,限制人的权利的有两大因素——性和政治,而政治往往又能操纵性。性是每个人人格之组成部分,其充分发展端赖于人类基本需要—诸如接触欲、亲密感、情感表达、欢愉快乐、温柔体贴与情恋意爱—之满足,通过个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而构建。性的充分发展为个人、人际和社会健康幸福所必需。性权乃普世人权,以全人类固有之自由、尊严与平等为基础。鉴于健康乃基本人权,故而性健康亦为基本之人权。为确保人与社会发展健康之性,所有社会必须尽其所能以承认、促进、尊重与维护性权利。而“割礼”则割除女性部分或者全部的阴核以及小阴唇底,许多女孩还来不及长大便死于失血过多或者伤口感染。即使在割礼中幸存,仍得终身忍受下体的疼痛,无论是行房还是小解,无论是生产还是劳动,性爱中根本没任何乐趣可言。根深蒂固的政治(以权力者,权力者的言论,权力操控下的出版物,各种权力的帮凶为载体,此处我主要指意识形态方面的)则死死禁锢着性的自由(如果连最起码的性的自由都没有,其他的自由,如出版,言论……则更无从谈起)。在著名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那时候把女人分成好女人和坏女人两类:前者是不喜欢性事的,后者是喜欢性事的;前者是性欲冷淡的,后者是性欲强烈的。在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也有这样的案例。在小说中,“党”是反性的,因为性本能创造属于性爱者双方自己的天地,非“党”所能控制,因此必须尽可能加以摧毁。还有,性生活的剥夺能够造成歇斯底里,而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因为可以把它转化为战争狂热和领袖崇拜。这篇小说写于1948年,大约二十年之后,中国人在一个伟人的领导下把小说中所有荒谬的事原原本本的扮演了一遍!
我们的社会有政治在内的各种隐藏的秩序。按照常理,这些秩序都是工具,都是为个人服务的。只有秩序中的个体得到了自由,作为个体的局部总和的群体(国家,地区,或者村庄,以地域或者种族主动或者被动划分的各种区域,人群等)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这个“工具”发展了,接受“工具”服务的个体也会有更理想的生活状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工具”几乎完全受个人(我指非民主社会中的各个层次的独裁者)意志操控。如此独裁专制注定不会顺应社会发展。如《莫拉德》中的非洲农村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外界,知道了还有另一种生活的存在。一旦人们知道了还有另外一种令人舒服的社会存在,就很难再安分的存在于旧的社会。这就如同把一只野鸟抓在笼子中,它可能会很快死去。
所以各种传播媒介在自由民主历程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新知一旦有了渠道就会在一片陈旧的土地上迅速的开花结果。也因为这个原因,权力者也用尽了心思来制约传播媒介,制约新知。例如电影中的长老把村子里的收音机全烧了,不让从法国衣锦还乡的富商看电视。一些专制又不甘交出权力的权力拥有者都喜欢做这样的事。例如60年代中国几乎所有的图书都烧毁了,代替之的是一种叫做“红宝书”的废纸!更可怕的是这种废纸在新世纪继续数以万计的变相的成批生产!

现实往往不是想想象中的那么合理。如果不合理,个人应该做出反抗。这需要勇气。反抗必须属于个人,群体的反抗又会形成一种新的秩序。我更愿意相信秩序的完善在于秩序中的个体对秩序的弊病进行改良。这需要勇气!《莫拉德》中如果克里妈妈怕鞭子之苦说出咒语的解咒暗号, 又或是受到舆论的误导,又或是因为怕事而不与行割礼者和男人们抗争, 恐怕有再多的收音机再多的知讯也改变不了任何一种愚蠢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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