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访谈之陈为军 一种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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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的过程中，丝毫没有看到这个作品会有什么光明的未来，只是感觉是一种义务、热情。而且在与他们一家交往的过程中也培养起了感情，就有了种信念：一定要把他们记录下来，一定让外面的人看到他们是怎么活着的。
现象：最初是什么情况让你决定拍摄这样一家人？
陈：当时是在上蔡县文楼，艾滋病疫情最早是由武汉中南医院一个白求恩式的老教授——桂希恩发现的，我跟他多年以来有很好的关系。2001年四五月份的时候，他邀请了5个病人到武汉去，他的想法很简单，因为这5个人都同意面对媒体，他就想社会上能捐点款，给他们一些帮助。这5个艾滋病人里，就有我后来拍的马深义一家——马深义、雷妹和马占槽（片子里他正在学走路）。
在武汉的时候媒体都围着他们。我和桂教授关系比较好，能够和他们见得上面。我对马占槽印象非常深，因为我的孩子也不大，首先就想生命平等这个事。这样一个生命诞生出来，已经带了HIV病毒，HIV已经决定了这个孩子不会走远。他也是父母生下来，给他一块饼他可以吃饱，给他一口水他就不渴，整天可以乐呵呵到处跑。但慢慢地懵懵懂懂地他就这么死了，他其实非常无辜，完全无辜地在世界上走这么一趟炼狱之旅，对孩子来说非常不公平。所以开始我想得很简单，就想把这个事做出来。他们的家庭也非常典型，马深义家有五口人。他的妻子雷妹、大女儿马妞、二女儿马荣、小儿子马占槽。他们五人，除了马妞，其它人都带有艾滋病毒。
现象：这样看来，您拍摄这部作品的初衷是比较简单的，在拍摄以及后期过程中最初的想法有什么改变？
陈：因为在2001年的时候，艾滋病还是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我也没有指望单位会给我投资。最初的想法具备了，我只能选择自己来操作。开始，我想如果条件实在不允许我就用家里的JVC的小机器拍摄，只是想把这个家庭的生活记录下来。我爱人还是很支持我的。在这个过程中，我结识了非常有想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