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理与欲望《桂花巷》

《桂花巷》的底本是萧丽红的同名小说。萧丽红比朱天文年长六岁，也是1970年代台湾闺秀文学的翘楚之一。据说她开始写这第一部长篇时，才不过二十四岁。小说中原本有很多萧丽红的个人生活经验投射，在电影中却都不见了。原著中的历史背景也被剥离了，因而少了一些时光艰难中的苦楚与隐忍。可以说，吴念真改编的剧本多少有一些简而不精之伤。

电影抽取了小说的脉络，简化成一个旧式女子的传奇。高剔红幼年失去双亲，依仗舅舅拉扯她和弟弟剔江长大。难得是剔红有一双巧手，能织出上好的绣品。清风巷的大户太太看上了剔红，便代她的侄子辛瑞雨提亲。剔红起初不肯答应，但是在剔江出海打鱼遭遇不测之后，便放弃了与之相恋的渔民秦江海，答应嫁入辛家。辛家乃是桂花巷的财主，但是剔红的丈夫却未及而立就病死了。高剔红从此开始独自一人持家教子，直至年暮。这是电影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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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有一段关于剔红缠脚的描写，说她觉得自己的脚踝就像被弄断了一样，成片成块地碎在布里，只要将那布松了，脚上的血肉和筋骨就会全部散开。这实在是一段绝妙的描写，不止是因为仔细，而且还因为丰富。剔红忍受痛苦，是因为想要摆脱另一种痛苦。在她改写命运的时候，却已然被命运改写。电影的处理稍显简陋，太多的删剪与忽略直接伤害了情节，使得这个女人的一生看起来不像是命运多舛，而更像是手气不好。

剔红离开秦江海，嫁入桂花巷，目的在于躲避命运的风险。出海打鱼七分险，她无法承担亲人陆续丧失的痛苦，所以在弟弟剔江死后即决定了自己的婚事。然而辛家少爷瑞雨却在大雨滂沱的夜晚肺病突发，数日之后即溘然长逝。或许命运的残酷正在于它的游戏色彩，但是一旦当这场游戏带有某种功利的目的，并且被赋予特定的规则时，超验的游戏就沦为现世的赌博。所以，当剔红在影片的结尾处回头，看到当年的秦江海容光焕发，衣锦而归时，就少了许多苍凉的意味，只是像一个愿赌服输的女人，不能撕心裂肺，只可低眉顺眼，做出一副平静漠然的样子来。

起初辛家看上剔红，原因大致有两处，一是手，二是脚。剔红的手绵白细嫩，而且极其灵巧，大概是她长于“妇工”的明证，而她的小脚则是旧式女子中规中矩的模范，是判断“妇容”的重要标准。无论从哪一处来看，辛家的标准都是最为保守的传统依据。剔红的手脚同时象喻了她的命运，依照故事的本意来看，说成命理可能更合适。

剔红的双手巧到可以生花，但是掌心之中却隐藏了重重危机。她是断掌。世人说相，有道“男人断掌有官做，女人断掌守空房”。剔红在用这双断掌取得了桂花巷财富的同时，也有一双命理的手铐加诸于她的皓腕之上，让她将在轻易得到的同时又沉痛地丧失。而她的三寸金莲则在引导她迈入富贵的厅堂时，同时也让她跌落于痛苦的深渊。这种几乎胶合在一起的矛盾构成了命运强大的扩张力，但陈坤厚的影片却没有能够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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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剔红是要用屈服的方式来实现她对命运的反抗，这大概是旧式女子唯一可以选择的方式。她始终痛苦于这合二为一的目的和手段之中。在辛瑞雨死后，辛家的叔公告诉剔红，曾有算命先生说瑞雨活不过三十岁，所以他的早逝也在意料之中。提心吊胆的剔红终于舒缓了她的紧张情绪。她这里的放松，显然不是出于对瑞雨之死的愧疚，而是源于自身梦魇的解脱。当她既不能看穿断掌的灾难性预言，也无力用一双玉手摘取想象性的幸福之时，现实的目标成了唯一重要的东西。在某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剔红对她的女仆倾吐了自己内心的秘密，高傲地嘲笑了众人对于断掌的恐惧。此时的高剔红正得意于自己那桂花巷女主人的地位，而她的灾难，也正是这高处的寒凉。

桂花巷的女主人，这个名分实在是一只装满了禁忌的箱子，它有它珠光宝气的表，也有它清规戒律的里。小说和电影里的深宅大院一样，多半都是这样一张堂皇而森严的棋盘。一个女人在里头，不管怎样的周旋，怎样的风光，到最后仍免不了一把残局，死死地抓住身边的几个人不肯放手，僵持着不肯低头认输，可是自己的年华却已不知去向。《怨女》中的银娣是这样，《金锁记》里的七巧是这样，《桂花巷》里的剔红也是这样。而高剔红与前两者的不同，在于她是心甘情愿地自投罗网。用庄子的那个故事来说，高剔红明知道“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的结果，只能是留下一把高贵的骨头，但她还是不愿意曳尾于贫穷和艰险的涂中。

同样是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剔红在窗下握着女仆的手，用自己认定的命理和逻辑来规划对方的未来，说的就是自己当初听到的话，“你有这么好看的一双手，将来一定会嫁到富贵人家的。”若干年后，当她要帮年过而立的女仆提亲时，这个女人又把剔红当初的话重新兜落到面前，“你不是说我能嫁给富贵人吗？我在等着呢！”高剔红虚张声势的命运围墙在这句冰冷的讽刺之中一触即溃，当然，更为残酷的是她看着那两个相爱的穷人在多年的坚持之后，迈出了这个富贵的大门，执手而去。剔红在家族权力游戏中所获得的胜利在此刻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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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做了一个稍显简单的划分，那么，影片的前半部分大致可以看成是欲望造就了命运，而后面的故事则多侧重于命运如何培植了欲望。同是欲望，其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表现为用财富保卫性命，而后者却是用情欲释放身体。辛瑞雨死后，剔红要独自操持家产，从辛家叔公的手里夺取真正的权力。在刚刚开始的时候，这种争夺还需要计谋，但是在单调的重复之中，高剔红已经不再需要殚思竭虑就可以轻松获胜了。当家族游戏的刺激性和危险性减弱之后，在安全的高墙之内，寂寞和无聊的意义就开始浮现上来。剔红需要伸出欲望的触角来感知自己的存在，说得更直接一些，她需要将身体放大，来填充和弥补命运的空白。

在百无聊赖的剔红请来那个戏班子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冒险。她坐在戏台对面的亭子间里，看樊梨花如何与薛丁山厮杀。这种逍遥自在的隔岸观火最终变成了高剔红引火烧身的引子。戏台子上的海芙蓉向剔红频递秋波，顾盼流转之间，这个孤独的女人便按捺不住，要将海芙蓉留在家中。在戏曲中，樊梨花对薛丁山的爱慕与渴望已经明显地暗示了高剔红的某些心理。她留下了海芙蓉这个女子，但促使她留下这个女子的原因恰恰是她在戏中的男性形象。可是说，高剔红留下的不是女性海芙蓉，而是男性薛丁山，不是现实里的闺中密友，而是想象中的异性伴侣。当这种暧昧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明朗时，高剔红的行为终于招致家仆的微词和不满。

美国女作家奥德瑞．罗德将情欲看成是对女人生命力的一种肯定。当辛家叔公死去，剔红失去了斗争游戏的对象之后，她对这种肯定的要求就变得更加迫切。她的情欲没有了转嫁的途径，也不再有消解的必要，除了远隔重洋的儿子之外，也没有人能够阻挡她的身体冒险。她从辛家叔公那里带回了烧鸦片的杨春树。在某一个春情荡漾的夜晚，高剔红体内的火焰终于彻底毁坏了她的黄金锁链。

在小说原著中，高剔红开始注意杨春树，是因为他长得象秦江海。在电影中，这个微妙的起因被取消了。杨春树在这里不再是某一个男人的情感替代物，而是所有男人的身体集装箱，她需要他，并不是因为她怀念他。小说中的情事，在电影中变成了纯粹的性事。

高剔红在知道自己怀孕之后，将杨春树打发走了，她设计了一个圈套让警察带走了这个得意忘形的男子。对于剔红来说，这样的计谋根本不需要多少心思。单从这些情节来看，高剔红这个形象的确有些银娣和七巧的意思，或者还有《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和《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康妮的影子。虽然整部影片的底子薄了一些，调子也弱了一些，但好在这个人物形象本身不是太过薄弱，所以还是在心里记着，像张爱玲说她读书那样，“我喜欢的书，看时特别小心，外面另外用纸包着，以免污损封面，不喜欢的就不包。这本小说我并不喜欢，不过封面实在好看，所以还是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