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得了电影局，进不了电影院

　　2005年11月11日，在三亚的金鸡百花电影节青年导演座谈会上，导演张杨指责负责《向日葵》国内发行的中影集团只投钱拍电影不管发行上映，他气愤地说：“投资人就像是影片的父母，父母怎么能生下孩子后就不管了呢？是不是因为这是国家的钱，有些人觉得票房不重要？”
　　当时，不少人以为张杨的怨气只是个例。
　　对张杨的愤怒，马俪文说自己完全可以理解。在张杨发怒前一天，马俪文导演的《我们俩》放映完毕，灯光亮起，她和该片演员们一起走上台去。马俪文环视四周，发出感慨：“我真高兴《我们俩》能够在这么好的电影院里放，电影院里坐了这么多观众。”
　　这是第14届金鸡百花电影节的开幕放映，也是《我们俩》迄今为止在国内仅有的一次公开放映。在三亚的放映，是在当地为迎接金鸡百花电影节而修的三亚明珠影城电影院里进行，由于门票免费，所以全场爆满。这次放映机会，原本属于向“电影百年”献礼的《定军山》，由于《定军山》后期制作尚未完成，才由《我们俩》顶上。
　　有了这3场放映，《我们俩》无法被归入2005年“拿到放映许可证，但未能公映”的影片名单。2005年，官方公布的中国电影产量是260部，平均下来，电影局艺术处每不到34小时就终审通过一部影片。接下来，从理论上讲，这些影片应该陆续现身于内地37条院线属下1200家电影院的2400块银幕上。实际情况是，只有不到一半的影片能够进入电影院。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260部影片里有一部分是直接为电影频道或者音像制品市场拍摄，电影院并非它们的目标；另一些则以宣传教育意义为重而非商业利益。不是所有电影都指望着从票房里收回制作成本，否则，在花钱拍了又不能进入影院的情况下，怎么仍有那么多电影制作者乐此不疲？
　　但我们还是会不时听到电影作者们为他们的作品抱怨：没有机会在银幕上与观众见面、没有得到足够的放映银幕数、没有被安排在影院黄金时段……
　　
　　得大奖易，进影院难
　　张杨的第三部电影《向日葵》和马俪文的第二部电影《我们俩》都由中影集团投资，也都由中影集团属下的数字院线负责国内的发行工作。
　　“《向日葵》的投资比我以前几部电影大很多，因此我希望这部电影的推广力度比以前动作大一点，但没想到对电影的发行和宣传推广他们根本就不卖力，花的钱还不如以前的电影。”触发张杨怒气的，是《向日葵》与他的上一部作品《洗澡》遭遇到的不同待遇：《洗澡》投资300万，发行时准备了130个拷贝，宣传推广费用超过100万；《向日葵》投资1200万，宣传推广费只有50多万。
　　《向日葵》到目前为止只在几个大城市做了点映，没有铺到其他城市。张杨到现在也不知道《向日葵》是否还有机会在全国做第二轮放映，对此他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在几个城市跑来跑去做宣传时，张杨发现，他的电影根本就没有进入黄金档，大部分电影院把《向日葵》安排在上午10点和下午2点，一天两场。这个时候，大部分人都在上班，想看电影的人下了班去电影院根本就看不到《向日葵》。
　　张杨的上一部电影《洗澡》，同样是讲述父子两代人之间的故事，上映时被安排的放映时间多数是下午4点到晚上9点之间黄金时段，最终票房达到了1800万。
　　张杨毕竟还享受过全国大规模放映，享受过票房成功，马俪文的影片却从没得到过大规模放映。
　　马俪文的上一部电影，也是她的处女作《世界上最疼爱我的那个人去了》，只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个城市进行了小规模点映。作为投资人的代表，杨金生当时是中影集团的工作人员，负责电影融资，从中影集团、北京紫禁城等公司找来了200万人民币，让马俪文拍完了电影。
　　《世界上最疼爱我的那个人去了》拍完了就参加长春电影节，得了最佳导演等三项奖，紧接着又得了第十届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处女作奖和第九届华表奖优秀故事片等奖项。拿了一堆奖，杨金生开始琢磨发行的事情。他找到发行公司，才发现“市场没法做”。他们找院线代表看片，几十个代表在放映室黑鸦鸦坐了一片，结果看完片子只有几个人愿意在自家影院里放。受到这个打击，他们只准备了30个拷贝，然后静待合适的档期，避免和大片冲突。好不容易熬到了档期，杨金生跟投资商商量进行宣传推广，几家投资商一算账，觉得为一部投资只有200万的片子在几个城市的点映花钱做宣传，不值得。无奈之下，杨金生只得带着马俪文、斯琴高娃等演员开始跑宣传，在点映的城市做了观众见面会和新闻发布会，这就是全部的宣传。最终，点映的总票房不到100万。
　　《我们俩》在金鸡百花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导演和最佳女演员奖，但3个月过去了，马俪文和制片人中影华纳的总经理赵海城也不知道《我们俩》什么时候能够在国内上映。赵海城告诉记者，《我们俩》可能会安排在3月份上映，之所以没有安排在东京电影节和金鸡奖后上映，是因为《哈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