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音问题是《长恨歌》最大的败笔
王家卫的电影纵然难以入心,但他也知道在电影里让潘迪华用标准的上海话为他的电影圆梦。就凭一点口音问题,即便《
很久以前,我去我一个上海籍的同学家吃饭,围在一起用普通话寒暄。一转头,同学母子就满口上海话,客厅里就是此起彼伏的两种语言,而我的同学更是经常充当他妈妈的翻译。这种情况在饭桌上更甚,一开始是新奇,后来是纳闷(明明他妈妈的普通话说得非常标准),再后来是郁闷和别扭———好像有说不完的秘密希望别人知道却又故意让人听不懂。
再以后,我觉得这是他们(上海人)的荣耀。
相反的例子,那年我跟随大量的民工坐火车返回四川,撞见这样的一段对话:
警察用四川话对一个年轻人说:“啥子事。”
年轻人用川普说:“他们不准我上厕所……”
警察:“说四川话。”年轻人:“他们……”警察:“我让你说四川话。”年轻人继续说普通话。
警察苦笑不得,对着旁边的同事说:“丕傻儿,四川话都不会说了,日你妈哟。”
所谓守旧与所谓忘本其实都不是问题的核心,关键在于在世俗的观念里,上海话代表的是洋气,而很多其它的地方方言代表着土气。
本来,《
《
在人物塑造上,关锦鹏的确用心,王琦瑶生命中的四个男人的扮演者除了黄觉比较唐突以外,胡军、梁家辉、吴彦祖都可圈可点,尤其是胡军被软禁在一家旅馆的破落样子,将一个乱世的枭雄演得入木三分——这段男人有义,女人有情,却奈何不了时局的一段情就此了断,爱与恨都分明得很。
可惜的是,在情感变迁的追忆长篇里,精细的段落不过是惊鸿一瞥,却无法积蓄成连绵不断的命运交响诗,所以《
譬如,一个男人被割掉了命根子,我们会送其别号太监,也再不会叫他男人。世界上本来就有这无情的责难,那电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