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奶大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前后,一些文学青年和爱好文学的中老年发现,搞电视也可以体验仿佛文学写作的享受,实现类似加入作协的快感。是机遇是偶然是误会,不清楚,反正他们正好坐在电视台大楼内外,接受着发射塔的辐射。于是,纪录片被高举起来。
我这样说,是因为刚好读完一本书,吕新雨的《
十年后被隆重纪念的中国新纪录片运动就这样出发,以“说真话”、以“回归真实”、以“表现普通人”为旗帜。这个起点比新时期文学的相似诉求晚了十年。十年后有同志策划了一个纪录片系列,叫做《
吴文光是那个时候的文学青年,看他的谈话和文字作品,可以猜测他读过些什么。其他做纪录片的文学青年积累可能稍差些。爱好文学的中老年几乎毫无例外地熟知世界名著目录上的作家姓名。文学积累不见得就是衡量纪录片人素养的标准,我的意思是既然从文学开始,不妨顺便交代一下起点。想到同志们在整个八十年代又兴奋又迷茫地追踪伤痕文学、朦胧诗、现代派和后现代的情形,我有一种由衷的感动。
十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说到文学,纪录片人开始揶揄和调侃起来。他们有的已经功成名就,确立了自己在中国纪录片圈内的地位。有的因为一部被有关著述屡屡提及的纪录片作品,境遇和眼界也每每提升。他们沧桑而又世故的谈话,给人的感觉是离电视近了,离文学远了。当然,还能够记起一些概念,比如贵族化倾向,吴文光指责电视台们的贵族作风,康建宁批评吴文光们的精神贵族。
离文学远了,离电视近了。只要你还在拍,一定会有所收获,得到的甚至超出了你的预期。听纪录片人在会上和电视上说话,完全是一派作家风采。吴文光不回避,说摄像机不过是另一支笔,作家的另一支笔。好。一位青年编导在大会上发表阐述,忘了是关于中国风还是中华文明的片子,整个就是一篇赋味十足的散文。好好。有次听一位老年编导很认真地介绍说,法国纪录片编导都是可以参加作家协会的。好好好。很高兴他们都没有忘了文学奶妈。
文学积累不见得是衡量纪录片人素养的标准,真的。我只是讨厌说起文学就只有十年前的印象,还好像很有发言权似的。讨厌记录者冒充创作者,非要往艺术上靠。讨厌把纪录片形容为一件艺术品。讨厌把集体操作说成个人创作。讨厌那种明明限制重重却装出自由飞翔的姿态。暂且不论作为艺术品的纪录片是否真的存在,我想知道纪录片的文献意义、档案价值到底还有没有人在乎?
艺术性越强,作品越独立,纪录片的意义和价值就越弱——对不起,这是本文唯一论断式的话。看看纪录片人热衷讨论的问题吧,从十年前的研讨会到最近的权威刊物《
离电视近了,离文学远了。最新例证是央视纪录片领导人物魏斌的访谈,他在琢磨怎样应对电视化生存和栏目化生活,研究如何招架收视率和末位淘汰制。这些问题的确需要有人来关心,可是,也用不着把岗位责任当作强大的思想来挥舞吧?听说这是一位睿智而又认真的同志,我希望若干年后他不必为一时的自欺欺人而尴尬,曾经在某个时期,屁股不幸指挥了脑袋。
纪录片人天生与文学有关,这不丢脸,更不是什么坏事,即使以前有过退稿的经历,以前写过假嗓子唱歌似的东西。当然,最好是让各种爱好各个学科的人都加入圈子,历史、考古、哲学、昆虫、金融、侦察、社会学、人类学、动物学和精神病学。纪录片是什么?应该是人的兴趣和智慧所及各个领域都能应用发挥的工具。然后,在纪录片的帐篷下,大家心平气和地坐下来,没人特意留心文学,一阵轻风吹过,它好像并不在场。
本文可以看作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