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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兴起纪录片热让映象说社会真相

2005-12-27 14:38  来源:亚洲时报 作者:Caroline Cooper   感谢 fanhallfilm 的投递

今年9月发生在广东省村民罢免村官的事件,再一次表明了中国地方管治的混乱:在广州市番禺区属下的太石村选举中,村民们选出了自己信得过的村官;当地政府对“钦定”的7位元候选人全部落选表示严重不满,声称村级选举受到了海外势力(境外组织和财团)的操纵。之前,村民们举报村干部非法进行土地交易,更是遭到了防暴员警的抓捕、拘留。有些地方干部虽然亟欲隐瞒这类丑闻的真相,但现在社会上却有一班知识份子把这类场面捕捉下来,让映象说明一切。这场另类的信息革命,能否帮助中国重回可持续发展的正轨?


电影系学生孙秀薇(音译,Sun Xiuwei)一直对中国的社会问题很感兴趣,很希望能通过镜头反映社会现状。当她看到报纸上的一则广告时,她意识到机会终于来了。


“那则广告是关于中国政府管理的一个纪录片专案。对我来说,这既可以应用我的理论知识,又可以深入了解我所关心的社会问题。”梳着马尾,戴着无框眼镜的孙秀薇回忆道。


于是,她就开始和搭档熊迅(音译,Xiong
Xun)草拟工作方案,计划就广西省桂平市的水利工程争议展开拍摄。她认为:“中国的各类社会问题都与政府治理能力有关。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才是最重要的。”


孙秀薇的短片将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中国经济一派繁荣的背后,不满情绪正四处蔓延。据中国的官方资料,去年中国共发生7.4万起抗议活动,而2003年还只有5.8万起。公众对政府滥用职权怨声载道,由此演变出大批抗议活动;有的升级为暴力冲突,甚至导致警车被焚烧,大量公共财产被破坏。


今年9月发生在广东省村民罢免村官的事件,再一次表明了中国地方管治的混乱:在广州市番禺区属下的太石村选举中,村民们选出了自己信得过的村官;当地政府对“钦定”的7位元候选人全部落选表示严重不满,声称村级选举受到了海外势力(境外组织和财团)的操纵。之前,村民们举报村干部非法进行土地交易,更是遭到了防暴员警的抓捕、拘留。


艺术源于生活,反映生活;艺术界向来关注中国的社会动向。自80年代末,中国新纪录片大师吴文光就开始拿着摄影机,拍摄中国的社会问题。《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和《江湖》就是其中的经典之作。


10月,他向全国报纸投放广告,徵求纪录片爱好者。他从众多应徵者中挑出了20人;其中10位为年轻的纪录片制作人,另外10人是从全国乡村选出。11月初,他带着他们来到其位于北京郊区的工作室。他们的纪录片项目同屡禁不止的抗议活动一样,旨在反映中国失败的地方治理。


吴文光介绍说:“该项目将重点反映中国的农村问题。居住着数亿农民的农村,也是社会问题比较尖锐的地方。我很高兴,这个项目能完全建立于人们自己的理念和建立之上。乡村治理不仅仅是指村委等各类机构,人们需要更广义地理解这个概念。我认为,这将帮助更多人了解和思考中国农民的现状,并给予他们更多地关注。”


在欧盟-中国乡村治理专案(EU-China Training Programme on Village
Governance)的资助下,这20名被选中的导演将在11、12月拍摄他们的纪录短片。剪辑、后期制作将在12月进行;他们的作品明年3月将在美国多所大学里巡回放映,4月在中国公映。


“这些年轻制片人有着很多想法,有着相当的潜力;至于另外的10名村民,当地的发展症结他们最清楚,所以他们会用摄像机记录他们的生活。”


据了解,此次拍摄的题目有山东和广西的环境治理争议、一西藏村庄悬而未决的旅游发展计划、北京郊区的一起土地纷争、江西省地方官员在治理污染中的角色和是否继续“爱党”在广东某村引发的争论。


在今天的中国,讨论政府治理依然是个禁忌;因此,在拍摄过中,他们必然会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不得不谨慎行事,避开“雷区”。欧盟专案官员简艺(音译,Jian
Yi)表示:“我们需要掌握政府的容忍底线,并切实把握好尺度。从这20个人的建议书来看,应对这些限制,他们似乎深得要领。”


吴文光的工作室主要拍摄政府管治及纪录片如何避开这些限制等内容。对拍摄过程(尤其是在拍摄敏感内容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这10名年轻的制作人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已在拍摄地的肖旗平(音译,Xiao
Qiping)解释说:“村民很乐意同我们合作,不过村领导们到现在为止还不理解我们的拍摄意图。很显然,我们拍摄的选举既不公平,也不合法。”


在被选中的10名村民中,28岁的王伟(音译,Wang
Wei)来自山东,既养猪又承包了一个苹果园。他对山东省王金乡的土地纠纷很熟悉,所以选这个主题也是得心应手。在发现村干部挪用公款、随意分配土地后,退伍的他曾领导村民们进行抗争。如今,有了摄像机,他可以记录下这场纠纷,为解决困扰农村发展的问题而尽绵薄之力。


他说:“农村自治是中国走向民主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阶段。当村民能真正选择自己信赖的村官时,城市人才能明白这个过程的意义。当然,这也是‘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又一应用。”


吴文光认为,地方治理虽然造成了为数众多的社会问题,但依然是中国的希望。“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案就是引入民主,让官员们接受百姓监督,而不是百姓受官员们的控制。”


在改革开放伊始的80年代初,后毛泽东时代的政府架构发生变化,地方管理制度逐渐成形。地方直选首先在广西进行,随后在全国得到推广;这让处于政府结构最底层的乡政府减轻了不少负担,同时又有了很大的自主性。不少人认为,这种选举已成为一种形式;而且近些年来地方管理越来越受到质疑。但总理温家宝今年9月在第八次中欧领导人峰会召开前的一个记者会上强调说:“中国将推进其民主政治发展,坚定不移地重新构建(民主),包括举行直接选举。”“如果中国人民能够管好一个村子,我相信几年内他们将能管好一个镇。这个制度将循序渐进。”据《太阳报》报导,温总理这番话令到访的英国首相布雷尔“感到震惊”。


就目前而言,纪录片或许是讨论政府管理问题最积极的媒体形式。吴文光希望通过这个专案,引起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他的努力,也表明中国艺术界对社会问题的关切。来自北京的电影评论家郑亚轩(音译,Zheng
Yaxuan)相信,这个项目及其它类似举动,在唤醒人们对政府管治的关注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村民和年轻人可以借纪录他们见闻的机会参与进来,表达他们的观点。”


“通过纪录片研究中国的现状,说明中国人不再是总人口中的一个数字,而成为真正的社会个体。在各个地方里,都可以看到他们在寻找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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