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冲动》之程裕苏

现象：《我们害怕》这个片子是什么时候做的？
程裕苏（以下简称程）： 这个片子是2000年开始筹备，2001年夏天完成。

现象：很久以前就有人跟我说,他说,这是一部纪录片,然后昨天我问崔子恩老师,他很严肃地告诉我说,你要明白程裕苏不是一个做纪录片的导演!等到我回去看了这部片子之后,我才发现，为什么会有人告诉我它是纪录片,而为什么它又不是纪录片。
程：（笑）为什么？

现象：因为你这个风格感觉是一个很纪录的风格。很容易让人错认为是(纪录片)。而且它本身是根据棉棉的小说《我们害怕》改编的，棉棉又在里面主演,然后镜头运用也是一个很“纪录片”的方式。所以会给人错觉。

程：我拍片风格有很大的变动性，因题材，预算，片场状况及演员的入戏状态不同而不同。 拍《我们害怕》时几乎没有预算，拍摄费用都是我自己出的。拍前也没想很多，没想要送某某电影节，也没想片子出来后有没有市场， 当时就是想拍部片子，像所有导演的处女作那样，是凭对电影的热爱和热情完成的。
在前制阶段我就意识到这部片子不能按常规的电影制作流程来做。坦白说，即便我想很“正统”地写个分镜头剧本，实拍时预算状况也不允许我不折不扣地实现剧本里预先准备的创作构想。因此，为了省钱，也为了那些非职业演员不被灯光组录音组摄影组导演组及后勤组吓着，我马上想到了DV。
1995，世界上第一款DV机SonyVX1000问世，那时我还在澳洲悉尼上学，身上没多少钱，但梦里老看见那款机器，只好用不正当的手段从远在布里斯本的大哥那里骗到够买机器的钱，当月就托人从香港把机器买回家。到2001年《我们害怕》开拍时，DV玩了也快六年了，加上当时一方面受了拉斯冯提尔的影响，一方面又觉得他能做我也能做，于是就身兼导演，摄影师，录音师，灯光师等，到后来整部电影的技术方面就只有我一个，连后期剪辑，混音发行等我也全包了。
这样出来的片子肯定会有明显的“一个人式电影”的技术风格，有点粗，加上实拍时只有一张纸容量的大纲，而场景台词都是即兴的，演员都是没有很大塑造跨度的非职业本色表演，所以片子出来后有点像纪录片。

现象：当时选择这篇小说，棉棉的这个小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或者说为什么选择这个小说？
程:因为我喜欢这个小说，棉棉自己也推荐这个小说。

现象：后来我看到《目的地，上海》的时候，发现这两部片子其实很不一样。第二部你的眼界更宽，你的视角是很拓展的，而且你的技巧上，包括片子拍摄的过程中，用了很多固定镜头，而不像第一个全是手提。
程：拍《目的地，上海》时,我有了够拍通常意义上的那种电影的资金，可以请得起整套技术和职业演员班底，所以片子看上去比较华丽，和《我们害怕》的影像风格形成反差，因为有了钱，在拍《目的地，上海》时，我可以放手在叙事形式，场面调度，演员的表演风格，及后期的剪辑和光影特效上从容打造。
 另外，叙事风格上《我们害怕》是以点到面，有一个坚硬的内核，从这个内核扩散出去，形成一个强大的“害怕”气场，而《目的地，上海》则反其道而行，以面到点，由不同点形成一个面，往里收，收成一个坚硬的“目的地”内核。

现象：我看《目的地，上海》，就很喜欢它，就像很多年前看陈果的《香港制造》，感叹原来香港有这样的片子。当我看《目的地，上海》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感觉，只能感叹，上海原来有这样的片子，上海也有这样的一面。
程：我从来不敢奢望我的两部片子能代表上海。这个城市每天在变，这个城市是中国“最城市”的城市，这个城市有着琢磨不透的脾气和腔调。
我很怀念在北京上学的日子，现在每次到北京，它仍给我一种“土地感”，天很高，不怎么下雨，让我觉得踏实，像到了一个扩大了的乡镇。

现象：扩大了的乡镇？
程： 对,乡镇的扩大。而上海有些不同，种种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对人的影响，在上海折射得尤其强烈，很容易出现像《我们害怕》里面的人物。

现象：我在南方也呆过,节奏还是非常快的,每个人走路的速度都比别人快,吃饭的时候也比别人快.。
程：太快的变化和生活节奏有时会导致心理畸形。《目的地，上海》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的就是这个问题。

现象：我看到两个片子都有一个共同点，结尾都相差不多，都是一片黑幕，然后歌声飘出来。
程：因为放任何别的画面都会使片子收不住，使片子堵住，没有回味的空间。

现象：在你的片子里面,像《我们害怕》，你用DV很自然得书写；而到《目的地，上海》，我个人会感觉到,DV的痕迹少了不少。
程：DV代表着一种新语言，在一般看来可能认为DV拍出来就应该是像《我们害怕》的那个样子的，其实不一定，它有很多种表现方式，《目的地，上海》的表达方式也是其中的一种。在几年前，我们也想不到，那些价值几十万的机器所拍摄出来的画质，在现在用一台并不算特别昂贵的DV就能够办到。同样，在以后，我们也相信，随着DV的发展，它的价格会更低，它的功能会更全，拍出来的效果会更好，谁都无法预料以后的DV电影会是什么样子的。在好莱坞，DV也逐渐开始受到主流的接受，像《星球大战》，它是用高清拍的，这也应该属于DV的范畴，包括乔治卢卡斯也说过，他以后不会用胶片拍电影了。
所以我觉得DV和电影没有一个界限。随着数码影院的增加，我们以后看电影就不会拘泥于它是数码电影还是胶片电影，就像我们拍照片一样，不会有人执着于相片本身是用数码拍的还是用胶片拍的。同样，电影节也在顺应这种数码化的趋势，因为用数码带配数码放映设备出来的影像效果比用数码转胶更好。例如温哥华国际电影节,以前所有的参赛片只接受胶片，但是《我们害怕》2002年破了它的规矩，是该电影节历史上第一次直接拿DV带去参加竞赛的,并且也是第一部获得龙虎金奖的非胶片作品。同样，在2003年, 《目的地，上海》参赛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并获得费比西最佳影片奖，也破了该电影节的必须胶片作品才能参赛的规矩，也是该电影节第一部非胶片得奖作品。我觉得别的国际电影节，例如嘎纳、柏林、威尼斯在不远的将来接受非胶片参赛作品也是很正常的。
现象： 崔子恩老师曾写过一篇关于《目的地，上海》的影评,在那篇文章里面提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想问的。你的这部片子从一直都是以一个客观的视角来叙述，到快结尾的时候突然间出现“姐姐”这个角色，她变成了主叙述者，整个影片的叙事突然来了个大转变，你这么拍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程：怎么想的？我也没有想很多。到姐姐出来之前我觉得片子有点重了，有点收不住。于是就想把影片的后半部分变得轻盈起来,达到一种平衡，尽量想把影片打开，创造另一个层面的空间，让观众可以休息一下。所以就在姐姐那里动点文章，加入了自己的画外音，虽然这样做在会使影片的整体叙事风格有点突兀，但这种突兀跟我想表达的整部片子的气质是一脉相承的，所以突兀也就不成为突兀了。

(采访：万小刚)

程裕苏-导演文字

一个人的电影：
我用DV表达城市上海
 这部电影我准备了10年，1989年的夏天，我告别母校二外，离开给我性格的北京，在最低落的时候远走他乡。那年我21 岁。1998年初，带着Sony VX1000数码摄像机和DV300数字卡，我回到故乡上海。
 《我们害怕》是中国第一部“残酷青春”题材影片。以上海为背景，展示几个迷惘青年的动荡生活和他们面临着的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心灵危机。他们被接踵而至的问题如药物、性取想、艾滋病、色情网站等问题所困扰，又在彼此依赖中收获安慰。在他们背后，是一座城市巨大的幻变身影。
 《我们害怕》是一个人的电影：我是作品的制片人、导演、摄影、剪辑、录音及编剧。
 《我们害怕》又是一起的电影。没有爱、友谊、责任和执着，我们无法完成此片。拍摄时，我无法冷静旁观，居高临下审视调度故事的戏剧性，无法算计出情节、概念或符号来赢得投机。
 拍摄时，我把摄像机当成我自己。运镜上，我竭力避免不必要的晃动摔动和所谓的流畅。一旦镜头喧宾夺主，必须立即龟缩。一旦龟缩过头，则大胆处理调整。片子出来后，吴文光看后，特别满意但建议可以做得再轻松点，我们同意。崔子恩看完后感慨我们的激情和久违的电影观念，我们心里高兴。李陀认为这是中国首部城市片并激发中国电影新浪潮，我们有点受宠若惊。一群普通的上海孩子看完片后认为太像他们了，我们得到了最大的的安慰，上海终没在我们手里被再一次强奸成美女飘香纸醉金迷。

程裕苏

1996年获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电影制作硕士学位
1996年起涉足DV，是最早将DV引入国内的人士之一
1998年在上海创立影视制作公司，亲任MV及电视广告导演
2001年完成电影处女作《我们害怕》，
（获2002年温哥华国际电影节龙虎金奖，影片被邀参加包括柏林在内的20多个国际电影节）
2002年完成第二部作品《目的地，上海》，
（获2003年鹿特丹国际电影节费比西最佳影片奖）
（获2003年欧洲国际艺术电影节最佳影片金匙奖，最佳摄影奖）
（获2003年香港国际电影节银摄影机奖，影片被邀参加20多个国际电影节）
 
2002年，《我们害怕》获温哥华国际电影节“龙虎金奖”，并参展柏林、伦敦、洛杉矶、香港、新加坡等三十多个国际电影节。被国际塔尖影评家，将陈凯歌等第五代导演推向国际的汤尼雷恩，誉为“一部开启中国电影新篇章的杰作”。
 
2003年，新作《目的地，上海》获鹿特丹国际电影节“费比西最佳影片奖”，“欧洲国际艺术电影节最佳影片金匙奖，最佳摄影奖”，“香港国际电影节银摄影机奖”，并应邀参加伦敦、纽约、温哥华、香港、全州、洛杉矶等三十多个电影节。本片被鹿特丹电影节主席塞蒙菲尔德形容为：“光芒和照耀了电影的潜能，从张艺谋到贾樟柯时代的中国电影形态，被程裕苏的《目的地，上海》，翻了过去”。本片被美国《综艺》杂志誉为：“中国新电影到来的绝好标向。”
 
程裕苏导演，被美国《新闻周刊》、《洛杉矶时报》、英国《环球银幕》、BBC、“四频道”，德国《明镜》周刊誉为：“中国最值得期待的新锐导演”。被香港《南华早报》誉为“中国新电影的领军人物”。被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主席克里斯多夫誉为“光凭2部作品，就已成为国际影坛的一支主要新声，及中国前途最光明的电影艺术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