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人类学看边缘纪录片的价值

　　在近年来的纪录片创作中始终存在主流和边缘两类作品，电视理论界对纪录片的创作方向问题一直在作争论。边缘是相对于主流而言的。什么是边缘？从政治上看，弱势的、无权势的；从经济上看，落后的、不发达的；从文化上看，少数的、可以被忽略的；从历史上看，正在消失的。但任何“边缘”并非一开始就处于边缘，可能还曾是主流，因此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边缘曾经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存状态。边缘与主流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这样想的话，我们就不敢怠慢“边缘”了。因此，到边缘处记录是电视人的一项责任，边缘纪录片本身有其历史的、文化的、人类学意义上的价值。

　　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是人类的文化与社会现象。它不仅对这些现象进行记录与描述，还通过对历史的比较与分析，阐释各种文化整体的性质与内在结构，并从变迁的角度去探寻人类文化与社会的发展规律。电视纪录片特别是边缘纪录片它的价值之一，就是对边缘性的个体和人群进行了客观的纪录，它所采取的方法等同于人类学研究的“田野工作”（field work），记录的内容包括人的生存状态、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理想追求等等，所获得的第一手的影视资料和对原生态的记述，不仅仅只属于电视而应属于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应当具有资料价值上的共享性。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要求就是“真实纪录”，它是优秀纪录作品的生命力与具有国际性的必备条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文价值，因为从文化人类学上看，所有的文化只有差异，而不存在高低的鄙视。九十年代的纪录片繁荣，出现许多的优秀作品。如《沙与海》记录的是一户牧民与一户渔民的生活。它曾获1991年亚广联纪录片大奖，国际评委的评述是：“出色地反映了人类的特性以及全人类基本相似的概念”，也可以说从那时开始中国的纪录片走向了世界，它在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得到了肯定；《最后的山神》是第二次获得亚广联大奖的中国纪录片，记录的是大兴安岭鄂伦春族一户人家的生活，他们用桦树皮做船、雕刻山神、打猎完全是处在现化社会最边缘的人居状态，捕捉的完全是即将消亡的一种原始文化。国际评委的评语是“自始至终形象地表现了一个游牧民族的内心世界”，从评委们的言语中也不难看出他们衡量一部纪录片的价值，始终是站在人类的高度来关注一个民族、关注人物的命运的。对边缘性的、即将消失的文化和人群因此就更具有记录的价值。《藏北人家》、《深山船家》、《龙脊》、《摩梭人》、《阴阳》、《远去的村庄》、《山洞里的村庄》、《马班》等纪录片都是在边缘处进行记录，并在人性的深层面上开掘节目自身的意义，最终引起大家关注的纪录片佳作。再如曾获匈牙利国际可视艺术节纪录片大奖的《婚事》，记录的是中国农村的婚嫁习俗。婚姻制度是人类生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婚姻规则、婚姻形态，婚姻中的交换和婚后的家庭形式，不同的民族存在差异。把这一具有历时性的、司空见惯的习俗生动地、细致地记录下来，细节的变化谁能说它不能反映时代的变化和进步，婚姻可以说是一个时代、一种文化最生动、最详尽的注解。这些优秀的作品，我们平时很多的是从美学的、人性的角度来考研它的，但谁能说它的价值仅仅只有美学上的观赏价值，和对真善人性探究后的劝解导引作用呢？把它放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纳入人类文化的视界内，去审视它们时，我们可以不难再次发现它的更大魅力和价值所在。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这类纪录片不仅具有史料的价值，同时也具有现实的意义和价值。首先是，它可以帮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增进理解、避免误会。包括东方与西方，贫困地区与富裕地区，民族与民族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只有相互的理解才能达到相互的尊重，才能真正体现人道主义的精神，给予不伤自尊的、必要的人文关怀。这种价值的存在是中国纪录片为什么必须走向世界的理由之一。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尺度，有他们自己的行为、思想、情感表达方式，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事物自然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其漫长的历史中逐步形成的，因此，不同民族、不同人群之间，应当相互容忍，应当对别人的文化观念、行为方式、风俗习惯等等，采取一种理解的、赞赏的态度。而纪录片及边缘性纪录片，记录的是一个个真实的、合理的故事，对人的生存状态所做的客观记述，它为人们正确认识一切的生态提供了一个近距离、细节化的观察对象，因此对于相互的了解和沟通架起了一座桥梁。特别是当今世界交通和通信日益发达，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相互接触日趋频繁，边缘人群也正在向中心迁移，因此，边缘纪录片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融合，特别是对中心霸权主义的教育都具有一定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西方人没有理由站在自己的价值观念立场上，指责其它国家和民族缺少他们所谓的“人权”、“自由”。其实，任何人都没有必要以他生活的社会的文化自傲于人，因为这一切并非全部是他创造的，而是从他的前人那里继承过来的。从文化的这种传承关系，我们也可以看到边缘纪录片的再一个价值。它就是从纪录片的本文来看，边缘纪录片为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人们与前工业社会其它人群的生活进行比较提供了视角，真实的生活图景资料、自然的社会关系体现比文字的记载更加具体和直观，从而可以为我们评价自己的生活提供多角度的、比较客观公正的参照，进而可以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平心静气地去计量人类文明的进步所付出的代价。就如说，我们从落后的边缘地区和边缘人群中却可以发现人与自然间的某种和谐关系。现代人对失落的文化往往会有二种态度，一是认为应当摆脱野蛮，消除蒙昧，而对自己的物质文明沾沾自喜。另一种思想是视原始为高雅，认为那才是天人合一，恨不得逃离竞争和喧嚣，去过原始人的生活，所谓的回归自然、追求质朴。其实这两种态度都不乏存在偏见，落后终究要走向进步，边缘的、远去的生活既不是地狱，也不是天堂，关键的是我们应对文明的进程进行评价和反省。从这一点看边缘性纪录片，它就具有了一种给你提供参照的价值。现在环境问题、人的道德问题等等，都需要我们对今天的发展作出比较性的反思，现在“可持续发展”成了人类发展的一项准则。比较研究是社会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比较的方式可以采取共时性的横向比较，也可以用历时性的纵向比较。边缘纪录片在不同的范围内同时具备了这两种特性，它给人们提供了很好的一种比较文本。因此，从文化人类学的高度看，边缘纪录片的创作具有社会以及政治上的意义。

　　纵观纪录片的创作，从题材上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类：新闻纪录片、历史纪录片、科学文化纪录片和人类学纪录片。近些年来我国创作的有影响的纪录片大多属于人类学的范畴，被记录对象在地域上很多是边缘性的，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它的价值所在。排除政治上的功利，用一种全景式的视角，比较和相对的创作思想，去客观、冷静地对边缘的人与事作记录，是这类题材的创作观。边缘纪录片也不应只是人们的猎奇和满足人们的窥视欲，而应成为一种体现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的的载体和媒介。只有抱着对人类文化作传承性记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去创作，这样的纪录片才真正属于全人类，中国的纪录片才能真正走向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