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淹没》为2005年记录片之一，它在国际上获得了至高的荣誉。这部记录片建筑在一片宏阔的背景之上，那就是长江三峡水电站的修建。但它并未直接讲述三峡工程史无前例的浩大和复杂，而是把目光聚焦于古老县城奉节的搬迁。它的拍摄从2002年春节前开始，至2002年底结束，忠实记录了为保证三峡水库第一次蓄水成功，在水位上涨前，奉节老县城搬迁的全过程。一个县城经历了从有到无的变化。作者在十个月的拍摄中共积累了147个小时的素材。他们半年后开始后期剪辑，至2005年初，完成了这部长度将近两个半小时的作品。
它是一部两个人的合力之作。作者李一凡与鄢雨在现场的分工与合作使它在开阔的布局中表现出一种秩序。作为一部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品，《淹没》像这时代其它许多记录片一样，是一片透镜：它聚焦于一些特定场景中的人或事物，试图通过它们的变化和挣扎，为这个时代打开一扇窗，而打开它的目的，是为了让那更广阔处的光景得到呈现。在这个意义上，这一类的作品，都具有一种隐喻性。而《淹没》在这样一个序列当中的别具野心之处在于：它不满足于一人一事的勾画，而是始终坚持以一种与它处理的题材相匹配的方式进行宏观叙述和全景把握。
作者是以个人的身份进入现场。他们只有一台摄像机。因此这种宏观叙述的难度在于，尽管他们在拍摄的过程中生活在那里，他们可以终日游走，去看去听，但相对于整个城市的搬迁这样巨大的动作，两个人的视力终究不能无所不及。然而这正是他们努力的方向：试图呈现整个旧城的搬迁涉及到的各种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淹没》是一部尽其所能的作品。这种关系在片中顺着几条人物和空间构成的线索逐渐展开，越来越迫切的搬迁工作使他们之间形成了各种利益关系——作为一条原则和某种态度，作者强调他们只进入公共空间。这些空间具体包括苦力旅店、基督教堂、移民办公室、社区和居委会，及城边的一个村庄。他们在这里遇到的，不仅有必须迁移的民众，还有负责移民和安置工作的政府干部。这些人都获得了在镜头前说话的机会，他们基于各自处境的态度、反应和行动，甚至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都一一在镜头前发生。
《淹没》首先在这个意义上成为宏大叙事：它强烈的现实感当中蕴含了深刻的历史企图。作者在制作一部影像的文献，不仅为他同时代的观众，也为那些将来的。他们试图让所有在这座城外面的人，对这座城被淹没之前的状况，获得一个完整的认识。作者并不愿用“责任”来描述他们所做的工作，但李一凡的表白是：“我更看重的是我们通过影像纪录了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包括下层社会的整体利益，全社会的道德文化水平，以及整个社会阶层的相互信任的关系等等)。从本质讲片子讲的淹没与物理意义无关。”
由于它记录的是一个格外激烈的现场，凝聚在《淹没》当中的现实感也前所未有的迫切。然而在一种宏观的叙述当中，并未与他们尽量铺开的视野形成矛盾的是，作者的关注又始终是具体而微的——他们做到了以人为本。片中那位开苦力旅店的老退伍军人，他的境遇牵动人心；那些基督教徒，为了一点点微小的利益，在毫无顾忌的争吵；还有众多无名的人物，从挑鱼的棒棒(他们是这个城市最常见的劳力)，到抽签的村民，到废墟里坚持不肯离开的住户……对他们细致甚至是体贴的观察，都给影片宏大主题的叙事增加了一种感性的温度。这些被撼动的人们为了应对那种必须的改变，在镜头前言语，行动，成为了他们自己，而不完全是搬迁民众的符号。因为记录了他们具体而真切的挣扎、焦虑和痛苦，这部影片获得了自己内在的生命。
作者置身其中，用一种更接近直接电影的方法，看着这一切在镜头前发生。他们不动声色，对现场既不干扰，也不介入；他们使用经典的记录方式——跟拍，通过所选择的拍摄对象，实现对整个事件的研究和观察。尽管他们和被拍摄者处于同一个现场之中，但这种方法在他们之间建立了距离。这种距离可以被称为“客观”，如果这个词语的使用仅仅是用来描述那种不干扰和不介入的态度：拍摄者不对镜头前发生的事情表达个人意见，也不评判和定义那些被拍摄的人们。他们看起来好像是中立的，但其实也不尽然。
因为这种对现场不干扰和介入的态度并不意味着作者的感情也降到了零度，更不意味着他们真的没有看法。《淹没》的影像语言之所以是优异的，正是因为它在技艺的成熟之上，说出了更多。比如片中最令人回味和印象深刻的一幕，是那个退伍老兵，走下一片坡地，在巨大的钢筋水泥架构中间，试图寻找到一块地方，能让他继续开一间苦力旅店，赖以谋生。摄像机看着这个老人走下去，用一种固定不变的视野和角度，看着他顾盼的身影越来越小，小到在那钢筋水泥背面消失不见。如果说这是片中最具有揭示性的镜头之一，那不仅是因为它说明了人与他生存的环境的关系，同时也毫不掩饰地传达出拍摄者对这个老人的命运感受。《淹没》的民本态度，也正是因为作者更多地把镜头朝向了这样的人。他们用最多的时间和精力，和这些人呆在一起。显然他们意识到，这些人的心情和他们重建自己生活的行动，应该是这部纪录片叙述的重点。也正因为这样，当结尾的字幕出现，也许是片中唯一一次作者发言，祝镜头前出现的所有老百姓“生活幸福”的时候，我们相信这愿望由衷地发自他们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