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永远想得太多 拍得太少

 ●侯孝贤导演

    代表作：《童年往事》、《戏梦人生》、《悲情城市》、《好男好女》、《海上花》、《南国，再见南国》、《千禧曼波》、《最好的时光》

    ■致敬辞

    侯孝贤是“台湾新电影运动”的领军人物，他的创作彻底打破了台湾乡土电影和琼瑶电影给人留下的印象，他与同辈的电影人们携手开创出一个新的时代。侯孝贤早年曾是编剧，也做过副导演和演员，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独立执导影片，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在《童年往事》、《戏梦人生》等片中，冷静的长镜头成为侯孝贤的特有标记，形成了对时间、人物强烈的“审视感”，通过这种电影手法，展现出他对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关注。上世纪80年代晚期，侯孝贤拍摄了《悲情城市》，以一个家庭的遭遇折射出台湾地区的历史变迁，影片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也将侯孝贤推向创作的一个巅峰。近年来，侯孝贤始终在对个人电影风格进行新的尝试，对一位早已成就功名的创作者而言，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侯孝贤是“台湾新电影运动”的领军人物，《悲情城市》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将侯孝贤推向电影创作的一个巅峰。 

 ▲《〈悲情城市〉：无情至极现悲情》、《侯孝贤：长镜头里的艺术人生》为题所做的关于侯孝贤的报道。

    初识 年轻时什么都看是不自觉的

    新京报：你的电影生涯受到哪位中国电影人影响最大？对你影响最大的中国电影有哪些？

    侯孝贤：其实很难说我的电影生涯受到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作品的影响。因为年轻的时候是什么片子都看的，而当时是不自觉的，没有理论依附在上面。

    我比较有印象的电影像香港邵氏的，电懋的，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倩女幽魂》、《乾隆下江南》等等，它们给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因为从小也没有做一个电影人的梦想。后来开始做电影，再去看别人的作品，关注的都是别人与你的不同，表达方式、文化价值的差异性。

    新京报：那么当初你是如何选择电影作为职业的？

    侯孝贤：真正选择做电影是在服兵役的时候。

    我当兵之前很喜欢在外面结交朋友，做英雄好汉。那时按照地域划分会经常有大规模的械斗，我参加过很多次，后来阿萨亚斯给我拍纪录片的时候我还带他回到我当初械斗的地方，当时的朋友后来很惨，有的吸毒死了，有的被猎枪打死了。我中学毕业没有考上大学，于是决定当兵，服兵役其实是一个成人仪式，我的想法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契机和过去一刀两断，同时也开始思考将来做什么，我想到了电影，感觉这个职业很热闹，可以混一下，也可能有自己发挥的地方。那时看到很多影视界的名人都是从艺专出来的，于是兵役服完就去那里念了影剧专科，有关电影的启蒙教育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相伴 几部影片拍下来养成了习惯

    新京报：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意识到电影可能要伴你一生，并从中萌发了为之奋斗的理想？

    侯孝贤：就是从“台湾新电影运动”兴起的时候。进入电影界后我是从拍商业电影开始的，拍了很多喜剧，票房都非常好。随后很多从海外学习归来的年轻导演纷纷开始拍摄电影，新电影运动逐渐兴起，我就很“自知自觉”地从拍商业电影转到了拍艺术电影。那个时候自己积累了一些经验，开始意识到电影作为一种媒介可以表达你对家庭、对生活、对社会的看法。拍摄电影考虑的起点从观众转向自我，几部影片拍下来，似乎养成了一个习惯，觉得自己已经停不下来，无法回头，因为永远是想得太多，拍得太少。

    新京报：改拍艺术电影一开始就遭遇了票房惨败，没有市场支撑，国际电影节的投资是不是成为你的支撑点？

    侯孝贤：我从开始参加欧洲电影节就知道这是外国人的玩意儿，他们决定哪些影片得奖，有他们的标准，他们的眼光，两三次我就没兴趣了，完全不在乎。因为我开始商业片做得很成功，所以很多人还很迷信，但是拍到《戏梦人生》的时候，“商业信誉”就基本用完了。

    而那些欧洲电影节你越不在乎它，它越来找你，每个片子他们都很惊讶，而经济效益最初是在日本体现，我的片子在日本很卖座。于是后来的《好男好女》、《海上花》都是日本投资的，再后来《南国，再见南国》在法国又有了票房，于是《千禧曼波》、《最好的时光》又有了欧洲的投资。

    未来 必须坚持自己的表达方式

    新京报：你对中国电影哪一段历史最感兴趣？

    侯孝贤：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时期就是香港新浪潮，接着台湾新电影，接着大陆第五代，也就是80年代那个时期。香港新浪潮像是一场大革命，发起的都是年轻人，他们的能量非常足，有很多新的观念。台湾新电影则是走到了另外一条路，说作者论也好，纯粹作者电影也好，总之开启了一个不同的角度。大陆第五代也是一样的蓬勃旺盛，陈凯歌、张艺谋他们的作品所呈现出的精神状态跟以前的电影不一样，所以我对那个时代最感兴趣。

    新京报：你对中国电影的现状满意吗？你认为中国电影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努力？

    侯孝贤：我觉得现在虽然开放了，但是还没有比较完备的电影工业的体系和机制。电影需要空间更大，要更开放，现在还是有很多限制面，无法达到多元。我觉得建立游戏规则最重要，现在世界电影的主导在好莱坞，它不好就会影响你的市场。我们要寻找自己的类型，外国人没法拍的，在量上有一个平衡。我对电影很早就有一个认识，有西方影评人告诉我他们喜欢我的电影是因为东方特别是中国人的表达方式跟西方很不同。在技术方面，西方一直是领先的，我们就必须要坚持自己的表达方式。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电影百年历史中最重要的收获是什么？

    侯孝贤：总算有一个所谓的影像的记忆吧。有些影像留下来，跟当下的价值观，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与那时的限制、那时的梦想都有关联。以前的种种内容呈现出的观念、理想、梦想或者限制、内心的矛盾，可以让我们看到那时社会的状态。很多不做电影的人也喜欢从电影中寻找，就是因为在这些影像中，即使有伪装，依然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