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编导胡庶访谈
片名:《
片长:85分钟
摄影:杜杰(使用机型:SONY高清,F900,菜司专业电影镜头)
录音:王砚伟
策划/编剧/导演:胡庶(贵州电视台国际部)
拍摄时间:2004年12月7日至2005年1月21日
制作时间:2005年6月初至今(仍在修改阶段)
梗概:苗乡要举行一年一度的苗舞比赛,地处月亮山区深处的计怀寨也准备组织寨里的姑娘参加比赛。小片是寨子里一位体态丰满的少女,不喜欢读书,喜欢刺绣,她特别想参加苗舞队。但乡干部跟村长有交待,要选拔苗条、高挑的姑娘参加,小片自然被村长拒绝了。不甘心的小片,一次次地央求村长,被缠烦了的村长便随口说道,只要小片能瘦下十斤,就让她去参加。为了能瘦下来,小片便开始用各种方法来减肥,闹出了不少笑话……
小片
胡庶和小片
其实,好的作品不是言辞和章法都完美到天衣无缝的,也不是信息量充足、结构繁复到无以复加的,在我看来,它是能够让观者找到对应,能够唤醒观者的内心、挑动观者的心绪、启发观者的独特联想的那种作品。胡庶的作品就有这样的特质。
8月中旬,一个桑拿天的下午,我穿越了那条总是喧闹着的北京王府井大街,来到涵芬楼,观看了胡庶的新作——《
胡庶好像不怎么爱说自己,我是从很多资料的缝隙间获得了一些他的个人信息的。1967年生人,贵州人,1985年进入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两年后转学新闻。毕业后在贵州电视台国际部做编导至今,做栏目,拍纪录片,其间曾经也为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拍过纪录片,他的大部分作品与西南地方的民族风土有关。1999年胡庶制作完成了一部产生过影响的非主流纪录片《
受访者: 胡庶 贵州电视台 国际部 纪录片编导
访问者: 刘洁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副教授
时 间: 2005 年8月20日
地 点: 北京崇文门东花市小区
访谈:胡庶与刘洁
打开狭小的理念框架
刘 那天,在很大程度上我是冲着这个奇特的片名来看片的。“开水要烫,姑娘要胖”,我猜这是一句苗族的谚语,或者是一句山歌,总之它呈现着苗族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审美观和人生观……用这个片名,你想表达的是什么?
胡 这是一个很朴素的道理。苗族人比较崇尚壮实的姑娘,在他们的审美理念里是没有胖、瘦概念的,他们觉得壮的女孩,好做农活,以后好嫁人。片名不是苗族的谚语、山歌,是我按照我对苗族的了解和想像起了这么一个名字,我觉得这比较合乎他们的生活观吧。以前我经常跑他们那些地方拍片,也看过所有能搜集来的有关苗族的文学作品。
刘 按说在贵州有很多民族,为什么选择去表现苗族的民族文化以及他们的生存状态,是什么东西引起了你的极大的关注?
胡 在我了解的民族里面,苗族往往做事更极致一些,更神圣一些。他们的祖先是蚩尤,上千年来一仗仗被打败,一仗仗被驱赶到南方,被驱赶到人迹罕至的深山里,所以很多苗族人自称作高坡人。在不断迁徙的过程中,他们把对祖先的怀念,把对生命的崇敬,都体现在他们的音乐里面,都呈现在他们服饰的刺绣上,我在看那些苗族人的刺绣时,真地会有一种想哭的冲动,因为他们把整个岁月都刺进这些几何图案里去了。一个姑娘,她可能从五六岁就开始绣她的服饰,一直绣到她出嫁,一股丝线被分成了七八股,她把整个生命中最辉煌、最光彩的时间都穿在了针线里。对此,你会不由得肃然起敬。
刘 “开水要烫,姑娘要壮”这个朴素的道理,好像和你影片里面所要表达的内容正好冲突——苗族女孩小片,一心要减肥?
胡 实际上整个影片就是根据这个冲突来做的,有点像命题作文一样,想表现外来的强势文化对苗族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同时,我也很想拍一个表达苗族人很“苗”的这么一种精神的片子。在我们贵州,说这个人很“苗”,原本是一个贬义,就是觉得这个人好像很拧,很固执似的,为一件大家都觉得很不起眼的事情,一直坚持着,努力着。但在我看来,这种坚持是比较有价值的,虽然你暂时看不到这价值所在,但是长远来看价值就会显现。我觉得像韩国人、德国人,他们都是能够“坚持”的民族,我喜欢这些民族。在外人看来是一些非常小的细节,他们都能非常执着地坚持着。
我曾经在德国,看到一些小城镇特别有他们的民族特色。从一些历史照片上看,二战时这些城镇都夷为平地了,而战后当地人硬是有本事一砖一瓦地按照以前祖宗留下的模样给复原了。一进入这些小城镇,你真的恍如隔世,这时你才能够体会到那种一代一代凝聚下来的东西的力量,似乎每个角落里都散发着一种坚持的精神。我比较认可这样的一个“坚持”的态度,苗族人非常有特点的就是他们的“苗”,就是他们的“坚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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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看完这个片子,就会感觉到:纪录片和剧情片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咱们暂时先放下学术中对于剧情片和非剧情片、虚构与非虚构的争论,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你最初是想拍一部剧情片,还是想拍一部纪录片?
胡 最初想拍一个纪录片,就是想把我对他们的这种理解,通过一个纪录片的形式来表达。我本来就是做纪录片的。
刘 那为什么又要架起一个剧情框架,是不是你所拥有的纪录片理念对你的创作有所束缚?
胡 因为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有很多地方、有很多事情是很难逾越的,尤其是你很难得有这么一个题材,它正好能够符合你的精神夙求。你或许能找到一个非常真实的事件,用纪录的形态做出来,但是事件的发展方向是你无法控制的,因为纪录片建立在你的运气之上,你跟踪他,你不可能人为地去操纵他,也许你能够拍出一个很不错的纪录片,但是你未必能够拍出一个你想体现这种精神的一个纪录片,这是第一。
第二,对于纪录片来说,你很难获得比较好的投资,而且如果只是做一个被圈内人认可的纪录片,我觉得影响力不够,我比较希望做出一个能够在尽可能大的范围里影响其他人的东西。显然这只有通过一个剧情片的框架才能这样做出来。可是,对于剧情片来说,我又不赞成用专业演员来演绎这个故事,我觉得这样出来的效果,反而会没有什么力量,只是司空见惯一个的一个小故事而已,没有什么特色,如果用真正的苗族人来演绎他们自己的生活,再把一种“苗”的精神融会到他们的生活细节里,让人们看到苗族人的生活状态原来是这样的,这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把剧情片只当作是一个糖衣,里面的核儿是纪实的、是原生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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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是什么时候,你感觉到纪录片形态有一种束缚的感觉?
胡 应该是从加拿大回来吧。在加拿大,我学的就是电影专业,正儿八经是做电影(剧情片)的,但是我基本上去听的都是纪录片的课,因为那时候我完全排斥电影,就觉得电影没什么意思,我一辈子都不会去做这个东西,要做肯定是做纪录片。回来以后,在做《
刘 其实,用搬演的手法来呈现一种生活的形态和一种生命的状态,早在“纪录片之父”罗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