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中国的可怕青春

从大学人文课上看到这么一部影片，拿到这么一个题目，着实令人兴奋。记得在第一次课上，老师曾经问我们，大学究竟跟我们从前所上的中学、小学有什么不同，我才发现，大学里，我们可以置疑我们印刷体，可以置疑权威者……而这，之于中学来说都是禁忌。

我记得，中学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告诉我们：青春是美好的。

我现在对这句话表示置疑，我们先谈一下这部《八九点钟的太阳》，谈一下“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开始，到1976年结束，从这场浩劫中逃脱的人，都心有余悸，10年，几亿的人口，时间统统消耗在批斗会和毛主席语录上面，到处是大字报、毛主席头像，政治气氛笼罩到每一个角落。导演抓住了经历了文革的三个家庭的命运：遇罗文和遇罗克兄弟，李锐和李南央父女，刘少奇、王光美、刘亭一家三口，他们刚好分别处于政治的三个层次。另外还有朱学勤、徐友渔、杨瑞、宋彬彬等人的文革经历。从题目，我们可以看出来，她关注的是文革时候的中学生，当问及这是否与导演的个人经历有关的时候，她矢口否认了，她客观上说“并没有把某一些人定为焦点”[①]而是因为影像资料的缘故选择了这个题材。我这里委实为这位导演感到庆幸，因为恰恰这一点，这部纪录片的意义更加特别。

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他一下子就点透了青春之所以“美好”的原因，我想如果我们的中学老师给我们做解释的话，也不过这几话吧。作为“领袖”说出这句话，毛泽东似乎有一些“党同伐异”的本能，因为他应该感受到，这个千年古国刚刚绽放出了新的“青春”，是世界强国之林的“年轻人”，说年轻人代表着明天，那么中国的“蓬勃朝气”，是不是也是掌握明天的必要条件呢？这个孩子的成长开始受到周遭的关注，如果青春是美好的，那么他这一时期的成长应该是再健康不过的，可是我们看到，他滥用了自己的孩子气，他精力旺盛，甚至是过剩，但是又在空虚的精神与物质文明上毫无作为；他冲动逞强，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带着孩子气，放肆的排除异己。这是一个孩子，他用10年时间打滚、撒泼、做坏事，唯恐世界忘掉他的存在。我想：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不恰恰是一个17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青春祭么。因为这种孩子气，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身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这种行为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有过的。每当改朝换代的时候，中国就要重新焕发青春光泽，大发孩子气，秦朝的青春期，用来“焚书坑儒”；汉朝的青春期就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元朝的青春期，蒙古人一下子打到了欧洲；清朝的青春期，满族人一入关就要全国人民剃头……且不论这些历史事件在今天看来对于中国历史的意义，孩子气的做法，是可爱的，并且未必是对历史的宏观造成绝对的伤害的，但是绝对的是，青春期的中国，往往要劳民伤财，要牺牲生命，要压制民众的自由，伤害民众的尊严。观察整个世界历史中，每个国家在政权刚刚建立或者实行重大的改革的时候，都会做扩张自己的领土，压制国民的人性的行为——远到古罗马、古埃及，近到法西斯国家，都是鲜活的例子。

这部纪录片中，我们看到：从新中国的“青春期”走过来，遇罗文失去了他的哥哥，刘亭失去了心爱的父亲，王光美失去了丈夫，李南央和父亲不能相见，宋彬彬失去了自己的名字，黄永玉饱受皮肉、精神之苦……这单单是从人的本性上看待问题的，已经可以证明，这实在伤害了他们！

而世态进行到现在，仍然有很多孩子气的行为在进行，“有一些制度性的东西可能对人性中不可爱的一面能有一些抑制，恶性发展的机会不是很多。但是特定条件下，某一个国家，某一个种族、某一些人群，在他们感到受到威胁的时候、信仰受到挑战的时候，都会产生不宽容、对他人的敌对，同时压制自己阵营内部的异见。而以仇恨为动力的行为，却又往往打着冠冕堂皇的正义旗帜。”[②]卡玛的这句话说得极为透彻，国家之所以在上述的情况下会焕发“青春”，是因为处于孩子般的“阉割恐惧”当中，自作多情的偷窥周遭的威胁，所以，国家做出“青春期”的行为，也可能是在这种“恐惧”下的其它情况。例如美国，看似骄傲的外表下，掩盖着一颗极端恐慌的内心，所以一些极端的行为也不难理解：当法国人反对美国人攻打伊拉克的时候，那颗自大的心脏，跳动顿时猛烈起来，法国酒被泼到阴沟里，连“法式炸薯条”的名字都改成了“自由炸薯条”，这不由让人想起来，文革的时候，鸡蛋糕被称为“斗私糕”，江米条被称为“批修条”，这都是同样令人感到荒唐的孩子行为。当代的美国和文革的中国在这一点上，达到了最伟大的平等。人的青春期，过了一定年龄之后，就不再“复发”，而一个国家的青春期，却经常会跳出来挑拨几下，我们知道，卡玛导演的另一部纪录片《天安门》所表现的内容，恰恰是新中国的又一次“青春”。

微观上看待文革中“青春期”的年轻人，无论是宋彬彬还是杨瑞，或者李南央，他们都是有罪的，无需更多辩护，因为青春本身就是有罪的。我在课堂上曾经问崔老师，是否当时被煽动的全是年轻人，这里卡玛基本上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因为她在访谈中谈到，她选择用这个视点来拍摄这个题材是因为影像资料的限制。由此可见，当时年轻人对于这场运动的热忱。年轻人渴望被煽动，渴望被一个强势的力量领导，而他们，又恰恰处在一个国家的“青春期”，达成了微观与宏观上的默契，这不得不让人理解了他们当时的做法。从笔者本人的本能做分析，我就特别渴望被煽动，我做梦里都梦见置身一场风起云涌的政治斗争中，不为别的，就是为了热闹……所以，甚至可以说，我选崔卫平老师的课，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她是一个具有煽动性的老师。

看过很多关于文革的文学作品，例如王安忆的《69届初中生》，就恰恰讲述了文革时期的学生的状态。雯雯和其他同学一起到区政府闹着要在小学成立红卫兵，高喊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直到喊得嗓子都疼了，也没人理；他们竟然还可以以捡传单、发传单为乐……这些事情都在王安忆诙谐的笔墨下栩栩如生。这是一个“青春期”的国家的“青春期”的孩子的事情。然而，与孩子们形成对比的是，当雯雯非要下乡的时候，她的父母却直想着怎么把她留下，而她却觉得这非常丢人。有此看见，文革中的大人们是真的相信文化大革命么？真的信仰毛主席么？这部影片中使用了《东方红》的片段，之于文革中的孩子们，《东方红》是教堂里的圣歌，“人总要追寻人生的意义，在当时社会上，人们精神上没有其它东西，只有这个，年轻人是靠着这种东西来摆脱繁琐的世俗的日常生活，希望升华到一种超凡入圣的境界。”[③]我更加强烈的感受到一个问题：一个成熟的人，往往不会崇拜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偶像”，他们往往信仰宗教，宗教的“偶像”不是活生生的，而是看不见的；而处于青春期的人却恰恰相反，他们更加热衷于看得见的偶像。反观我们当今的社会，偶像的“平民化”，使得这种弱智的游戏愈演愈烈。

德国影片《拿破拿》就讲述了一个置身纳粹精英学校的男孩看清法西斯的过程，在我看来，这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一直都认为，像遇罗克这样的青年人并不算在“青春”的范围之内，因为他对于这场运动的认识太过于清醒，因而已经超脱了“孩子气”的本能。所以，在“文革”中热忱的投身“革命”的人，哪怕是一个老年人，他/她也因此进入了这个广义的“青春”的范畴。在这场可怕的青春运动中，永远都是党同伐异，永远都是冲动的无知占上风，永远都是虐恋政治之下无耻的受虐狂嘴脸受宠爱。

我一直对江青这个人物很感兴趣，看了她的一些传记，这种人物形象马上就浮现在我面前，我觉得她就是一辈子在做动机不良的孩子。她的喜怒，她的怪癖，都像是甲状腺过度分泌。

从个人的经历看，我总感觉孩子在我看来非常的恶心，非常的可怕，每当与他们对视，就看到他们眼中幽灵一样的邪恶……当然，这个观点基本上也就对我这个偏执狂来说比较容易理解。

米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