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扬访谈

    走进张扬所在的公司，首先看到的就是一列木制屏风，组成办公区域的隔断。除了感觉特别之外，又有点眼熟。张扬解释说：“这是《十面埋伏》里的布景，让我们给回收利用了。”导演张扬，给人的印象如同他的电影一样，平实而温暖。张扬的父亲张华勋是北影厂的老导演，1980年拍摄的《神秘的大佛》一片，首开商业电影之先河，在当时引发广泛关注。张扬从小就听父亲和同事讨论剧本、在片场玩耍，耳濡目染之下，对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高考时，张扬填报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却未能考取。后来，他选择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也是为了电影做准备。“先把编剧的功底练好了再说。”一进大学，张扬就开始跟志趣相投的朋友排演话剧。大二暑假，他们带着实验剧《行星启示》到北京演出，张扬参与编导并担任男一号。他的才华被中戏一位老师所赏识，向他发出了转学的邀请。

　　张扬如愿来到中戏，插班进了二年级。“中戏是一个让我脱胎换骨的地方，学校固然好，更重要的是身边的同学、朋友形成的氛围。当时，我迷上了摇滚乐，跟张有待(著名DJ)他们组了一个乐队。而孟京辉、张一白他们一拨人，则成立了一个文学组织。刚开始，我们两个队伍互相瞧不上，后来却渐渐融合，一块儿搞起了试验剧。在学校办的演出季，影响深远。”

　　说起摇滚乐，张扬认为自己从中获得很大启发。“从迷上摇滚乐起，我就像整个被洗脑了。以前的思想颇为单纯，不会想太多。是摇滚让我的想法变得复杂、沉重，开始去考虑一些关系人类、社会、国家的问题。也是摇滚让我明白了，我为什么要拍电影。电影与摇滚一样，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

　　《向日葵》的构思源于自身感受

　　从《洗澡》到《昨天》，再到如今的《向日葵》，张扬一直以老百姓的家庭生活为主题，在电影中进行叙事和表达。他何以对这类题材情有独钟呢？

　　“家庭是一个社会的缩影，这当中涵盖爱情、父子情、手足情。从家庭着眼，往小了拍，可以拍出每个人的成长经历；往大了拍，可以拍出时代变迁。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说起来好像微不足道，其实任何一个人的一生，都可以拍出好几部电影来。”

　　除了“家庭”之外，张扬说自己还有一个基本态度：“我拍电影的出发点，从来不会求偏求异。我不愿意拍那些夸张、离奇的事情，而想挖掘大多数人的共同点。我希望每个观众看我的电影，都觉得熟悉，从而引起共鸣。”

　　新作《向日葵》，在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上，一举拿下了“最佳导演奖”和“最佳摄影奖”。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因为历史原因终止艺术梦想的父亲，对儿子长达30多年关爱的故事。描绘了这期间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两代人之间的观念冲突。影片源自张扬的亲身感受。

　　“我从小就在父母的严厉管教下长大，也觉得他们动辄打骂的教育方式比较粗鲁。成年后，感觉与父亲交流困难。一次跟父亲聊起来，他说他曾有过出走的想法。于是，我开始换位思考他的感受，产生了拍这部电影的构思。”

　　拍电影一定要忠于自我

　　作为导演，张扬的成功，与制片公司“艺玛”密不可分。从最初执导的《爱情麻辣烫》开始，张扬的四部电影都是由艺玛公司制作。长久的合作，张扬与制片人罗艺俨然成了一对“最佳拍档”。

　　“艺玛是由台湾滚石公司投资的，而我最初给滚石的艺人拍了几个MV。这样，当他们成立一个电影公司，准备投资拍片时，张楚就把我的剧本给递了过去。据罗艺说，那是他看过的300来个剧本里最满意的。于是，约我面谈，我们一开始根本没提合作的细节，就聊对电影的看法了。聊下来，觉得彼此想法相近，对合作的方向也就达成了共识。”

　　在艺玛的支持下，张扬得以坚持自己的拍片理念，频频在国际上获奖，然而票房总不能与商业大片相比。“艺术片与商业片不是一个‘抗衡’的概念，而是要独立共存。虽然相对小众，但是这类影片也有它固定的观众群。我们国内现在的运作方式很有问题，出来一部电影就顾着去评判它的票房如何。不过现在已经在往好的方向走，有了相对成熟的观众群体，再加上日趋丰富的投资渠道、规范的运作模式，市场环境就会呈现良性发展。”

　　记者问张扬是否会接拍纯粹的商业片，他说：“要真想赚钱，我会去拍广告什么的。我拍电影，一定要表达自我忠于自我。如果我哪天拍了商业片了，不是因为才思枯竭，就是没米下锅了。”

　　拍电影，对张扬而言，就是一种享受。张扬喜欢喝咖啡，他的剧本都是在咖啡馆里跟朋友聊出来的。“我们是看着北京的咖啡馆一家一家的成长起来，基本上也都去实地见证了它们的成长。”筹备拍片的空当，张扬会跟朋友们一起 自驾游。“每年至少得出去一次，去内蒙、去新疆，上次去云南，我还摔伤了腿，瘸着把车开回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