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谈起这部电影的结构时，一般都说如同散文随笔，散，也因为这种结构与叙事方式，使得导演要表达的东西只是一闪而逝，难以集中，所以这部片子因为它的表达形式难以在思想力度上达到高峰。我不认同，却怕随口说出的话难以自信，所以在理了一段时间的头绪后，认真的表达对杨德昌这部电影叙事形式上的看法。
明确来说，我认为杨德昌在《一一》的叙事形式上是一部集自已大成之作。在这部电影可以明显看出他对这种任由事件自主发展的控制力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这方面，可以拿他的《麻将》来作对比。这是他在制作年份上比较接近《一一》的一部作品。虽然他在这部电影来对细节的把握都十分的到位，但是却缺乏大局的掌控能力，如果说这部电影是一盘难以聚拢的散沙，我倒真的没有异议。说到《麻将》，必须佩服的就是杨德昌对电影里戏剧冲突的处理，如红鱼在安琪的屋里怒杀他父亲的合伙人，因为事先的铺垫与对这个角色的心理渲染，所以我在看到他拔枪时，没有半点惊讶，只为红鱼感到伤心。这就是效果。但是这部电影很难说是一部上好的佳作，借那几个少年的口不止一次的讲了这句话：“人们不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只在等着别人去告诉他们，该要什么，该做什么，该想什么。”这句重复多次的话里，可看出杨德昌对‘说教’这一词的痛恨，却又免以流俗的在用他的电影说教着，最后连他自己都给自己搞得不知所云，只好草草结局。而用‘人生如麻将’作为核心来让所有事件围着这一观点去发展，更是令杨德昌在自己固有的镜头叙事形式与狭窄的主题间左右为难，让看了这部电影的人感觉有点不对头，却不知他究竟哪里出了错。
但是《一一》，对于这部电影的叙事形式，只能用高明来形容。
这部电影的第一个高明之处，就是杨德昌为自己这种能镜头精确表现各种人物生活细节的叙事方式找到了在形式上的开脱。嗯，就是这个电影名字：一一。中国人思维的终极形式：归一。‘一’的说法在《易经》里解释为万物未生之前的混沌。用‘一一’来做片名，而不用‘一’，是因为导演拍的是这个形式发展的过程，而不是来解释这个形式。这个形式的发展就是这样：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万物。如果以形式来论，已是最高明的说法了。再无一个言论或学说可以脱开这种形式。这是一个不断廷伸并且不断重复的过程。看似不可捉摸的世间万物的发展过程与生存意义，就套在了这个形式中。而这个过程的意义所在就是‘生’。狭义来讲就是繁殖。繁殖才可令这世间万物不断的廷续并且在廷续中不断的重复。
把《易经》的这句话套用在人的身上，那就是生活的一切。而导演最为熟手的，也就是把镜头溶入环境，对环境中的人物生活进行叙述。
这部电影的第二个高明之处，就在于杨德昌在表现生活时，对‘度’的拿捏。表现生活的电影，最难表现的就是真实。当导演把某种生活方式在镜头前呈现时，常让人诟病的不是其它，而是真实感。这部电影要表达的主题是用生活来表现变化万千的‘一’的发展过程。那么，就务必真实。一切都要真实。所以导演在用镜头呈现生活的真实时，一切都得看他对‘度’的拿捏。‘不能用自己的思想去影响别人的行为与想法。’导演在电影里借用洋洋父亲的口，说出了自己在拍电影时对‘度’拿捏的方式。镜头中生活里发生的事件，都任由它去自主发展，导演不横加插手，也不妄自说教。都在导演的掌握中，不温不火沿着那个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的生活去展开。就算是洋洋的父亲在东京与初恋情人会面说那番话时的高潮，给我的感觉就是发生在生活中的那种淡淡的感触，所有人物的剧情发展，都离不开生活的本身，电影中也表达了对生活这种‘重复’的无奈，但只是无奈。一切仍得按部就班的去廷续。
这种叙事方式是杨德昌的专长，但是能否成功，还得看导演用什么形式来表现与及在表现的过程中，对‘度’的拿捏。杨德昌在这部电影上，这两点无疑都做到了。并且做得十分成功。也因为他这部电影，令我担心他以后的电影，会不会就止步于此，再难有突破。
电影用视听让观众理解的东方式思辩与人生观，没时间整理了。算了，粗粗地贴上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