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肖邦》

 
十一月的肖邦》彻底革了华语音乐的命 src="upload/051102010194681.jpg" border=1>

　　美国《时代》周刊曾在2003年把周杰伦送上亚洲版的封面，其中一篇文章指出，作为一个歌手，他不吸毒，不惹事生非，不反叛，居然也能如此走红，这让西方人觉得很奇怪。

　　对照现实的周杰伦，前两个“不吸毒，不惹事生非”，至少从目前公开的资讯看，尚属有凭有据。但后一个“不反叛”实在是“冤枉”了周杰伦。从2000年出道起到如今的《十一月的肖邦》，6张录音室专辑让周杰伦在短短五年间成了华语歌坛的标志性人物。这个受过

音乐训练的创作者全然不顾既定的流行音乐创作发声法则，按照自己的方式彻底革了音乐的命。

　　刺向周杰伦的利剑

　　有一种声音，像是刺向周杰伦的利剑，可这利剑在周杰伦的坚挺面前显得多少有些无力。这些“高端”人群更多来自上世纪6、70年代，他们或在西方摇滚乐的熏陶下长大，或被革命歌曲与港台金曲的杂陈熏陶。他们对周杰伦的音乐充满鄙夷，认为那根本不是创造，对趋之若鹜的Jay迷不屑一顾，在他们眼中，Jay迷的疯狂怎能与当年甲壳虫乐迷媲美，他们以精神贵族的姿态断然给周杰伦和他的音乐以及他的歌迷判了死刑。我怀疑这样的论调是否陷入了一个怪圈，殊不知60年代猫王和甲壳虫盛行的年代，长辈们也是这么对新音乐及其追随者发出死亡通知书的。

　　文化，有时会成为糖衣，包裹起苍白的面孔，而其外表却是如此甜蜜。文化，有时也可能成为僵化观念的推行助力，让当年的反叛者变成垂垂老矣的腐朽，成为他们当年所反叛的目标。

　　我并无意为周杰伦下一个定义，将其拔高到怎样高的层面，与猫王、甲壳虫等相提并论，退一万步，即便真的如此，那也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他果然如一些人预言的那样速生速灭也说不定，可音乐的创作不是比谁长生不老，任何伟大的作品都难免在时间的洗刷面前退色、变异，即便保持其鲜活的力量，也是换了人间后的重新解读。今天，周杰伦就是周杰伦，一个有才华的音乐创作者，一个万人瞩目的偶像。他所代表的新的流行文化走向值得我们关注。仅此而已。

　　那么，周杰伦到底怎么就革了音乐的命呢？

　　当模糊不清的吐字遭遇R&B

　　吐字，首先是吐字。无论你怎么给周杰伦的音乐归类，或者R&B，或者有人说的没那么R&B，周杰伦先是在吐字上成为华语音乐第一人。在他之前，没有谁敢于把歌词唱得这么不清楚。你可以反驳我，难道唱得不清楚反而是天才了？我的答案是，没错！在所谓“周氏唱法”中，确实包含了很多天才般的创造。中文的单音节发音和调式的单一化与英语或其他语言(比如粤语)相比，在语言自身的音乐性上本来就先天不足。周杰伦的吐字让歌唱科班出身的专业人士大跌眼镜，这与学府里的吐字方法格格不入。但周杰伦的吐字不是简单的胡来，唱得马马虎虎就可以了，他在中文的吐字中加入了本来没有的音节和调式，音乐性强了，却听不大清楚了，周杰伦选择了前者。于是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是一种化学反应，而非简单的物理现象，当改变的中文吐字与R&B相遇，好像两种元素的碰撞，诞生了新的化学分子结构，激发出活跃的分子运动——语言在音乐里的韵律。早期的《斗牛》就是这种化学反应的先期实验成果。

　　没有方文山，周杰伦将会怎样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周杰伦不是一个人的周杰伦。你很难想象，没有方文山，周杰伦将会怎样。方文山的词作与周杰伦在吐字上的颠覆性一脉相承，方文山完全打乱了中文歌词创作的连贯性，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他怎么这么不挨着啊！无论叙事，还是写景，上句下句完全没有关联。其间的支离破碎感大大加强了歌词的信息含量，与当下流行文化消费的趋势不谋而合。这之中毫无关联却妙趣横生的玄机怕是别有一番滋味的。比如《七里香》中的《园游会》：琥珀色黄昏像糖在很美的远方/你的脸没有化装我却疯狂爱上/思念跟影子在傍晚一起被拉长/我手中那入场券陪我数羊……这就是典型的方文山。一些人一头雾水，这说的是什么啊，怎么都不挨着，另一些人回答，为什么一定要挨着。Jay迷们从周杰伦不清楚的吐字里一次次探寻歌词原本，直到找出答案。方文山的歌词也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不断去解读其间的含义，想出来了，没想出来，或本没有答案。这已经不重要了。如果我们把这样的词作当做一次实验，分析其歌词机理，至少比某些被推崇的现代诗歌明白多了。现代诗歌高高在上，到了周杰伦和他的搭档方文山这里就送上蔑视的目光，是不是也有文化精神贵族心态作祟的因素呢？当然，我个人并不推崇这种歌词创作方式，但我可以接受，而且知道很多年轻人非常喜欢。

　　他的歌怎么就不成个调啊

　　或小调、或慢板，中文流行音乐重旋律、轻节奏的事实由来已久。有学者将其归咎为中国人较为含蓄不善于表达，因此不善于在舞动身体中释放自我有关。旧上海时期的歌曲曾在百老汇音乐的引入中让节奏遍布舞场，后来，节奏被应用于雄赳赳气昂昂的歌曲中，那是特殊时期音乐对节奏的特殊运用。邓丽君、刘文正、罗大佑这些中文流行音乐代表人物的作品也多以旋律见长。进入90年代，这一现状大为改观，新世代的群体痴迷于舞动身体，节奏开始大踏步走进中国人的听觉。

　　有一种声音一直不绝如缕，周杰伦的音乐怎么就不成个调啊。没错，形如《双截棍》这样的歌曲实在与我们听惯了的时代曲大不相同。问题的关键在于，审视角度的差异造就了听觉的巨大鸿沟，鸿沟两边吵吵闹闹，谁也无法说服对方，干脆相安无事，你沉迷于你的旋律，我流连于我的节奏。周杰伦带领中国的大批听者大踏步进入了节奏国度，其实，周杰伦的作品呈现的也是节奏的多元运用，并不是他的所有作品都像《双截棍》那样，很多情歌里也是在旋律的基础上加大了节奏的比例，再加上他那永远没法清楚起来的吐字，自然让听惯规规矩矩的流行歌曲的人听不惯了。

　　吐字、歌词、节奏——这三大利器成就了今日的周杰伦。当然，他本质的不善言谈、傲视姿态，加之装束和外表又给了他第四利器——酷，这种酷，与他的音乐完整组合在一起，造就了音乐工业的奇迹。

　　亮出叛逆旗帜，或者空空荡荡

　　从古至今，音乐都是一种表达，这种表达从创作者发端，落脚在听者的听觉世界里。同时，音乐创作应有的创造力也让创作本身具备了很高程度的反叛性——反叛一切既有的创作定律，用鲜活的声音元素发出属于这个时代的呐喊。如果说在上世纪50年代起源的摇滚乐颠覆了既有的音乐陈规，70年代发端的朋克浪潮又反过来革了摇滚乐的命，那么，我们不难得出结论，音乐的创造活力就是在反叛、颠覆、革命这类词汇中诞生的，真正的创作者敢于蔑视一切陈规陋习，忠于自己的表达，为不同时代的音乐留下了清晰可辨的注解。猫王、甲壳虫、性手枪、痞子阿姆……罗大佑、崔健……莫不如此。我们赋予了上述这些名字过多的时代符号，因为他们的音乐恰逢时代的拐点，他们的音乐于是就具备了更多的社会参照价值，可拂去陈腐的学究气，他们的音乐在当时就是时髦的、新鲜的、大人看不惯的、孩子们一听就疯狂的。不幸的是，周杰伦的音乐恰恰具备了上述特质。

　　周杰伦的5年历程一直伴随着庞杂的噪音，恬噪、喧闹、叽叽喳喳、不绝如缕。两股泾渭分明的力量彰显了价值暗流南辕北辙的分野，在这个意义上，这两股力量各说各话，永远不可调和，盖因他们的年龄、阅历等个体或集体主观因素导致。2002年，我在北京某酒店遭遇周杰伦签售活动，五星级酒店的厅堂布满了歌迷，电梯里也是挤作一团，十几岁的孩子们上上下下寻找周杰伦，对他们来说，那是一种年轻的冲动。电梯里，一个中年人问一个孩子，“你们这是干什么啊？”孩子气喘吁吁，红着脸说：“找周杰伦啊！”中年人还算知道当时已经如日中天的周杰伦，摇摇头不可思议地问：“他有什么好啊，歌唱的像吃了热豆腐，长得一点也不帅，像个小痞子。”孩子几乎带着哭腔说：“可他多酷啊！”

　　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作为一种流行文化，干脆作为一种娱乐，音乐都是走在时代前端的产物，它最应该具备摧枯拉朽的含义，它永远没有既定的法则，因为对音乐创造来说，每一刻都是崭新的。

　　周杰伦成了这种创造的尖端人物，不乏模仿，不乏拼贴，但确实革了音乐的命，至少在中文音乐的范畴内，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