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石川：中国纪录片“真实再现”始作俑者

张石川(1890～1954)，原名张伟通，字蚀川，浙江宁波人。少年丧父，随舅父经润三到上海经商，先后供职于华洋公司、美化洋行。自学英语，熟谙经营之道。   

1913年，张石川任美国商人创办的亚细亚影戏公司顾问，与从事新剧的郑正秋合组新民公司，承包亚细亚公司的影片摄制业务。同年导演了由郑正秋编剧的中国第一部故事短片《难夫难妻》。此后，他陆续拍摄了《活无常》、《打城隍》、《黑籍冤魂》等电影。1923年，张石川与郑正秋、周剑云等人组成明星影片公司，任总经理兼导演。抗战前，明星公司出品了一批很有影响力的故事电影，成长为极具实力的大制片公司。   

1931年“9•18”事变后，张石川带领明星公司组织“明星救国团”，抵制日货、劝募抗日救国储金、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在他的领导下，明星公司拍摄了《抗日血战》、《十九路军血战抗日寇上海战地写真》等多部纪录片。而关于这个阶段的张石川，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之战》。

1932年“1•28”事件突然爆发，明星公司遗憾于没能将当时的壮烈场面及时纪录下来。张石川于是产生把这场战役重新搬演一遍拍摄下来的想法，就是现在纪录片创作中的“真实再现”手法：虽不同于纪录片的原始纪录，却也并非如故事电影般的虚构，而是要做到真人真事、实景实战。这两“真”两“实”，一定得在军方的配合下才能做到，张石川得到了当时十九路军的支持。

明星公司立即组织了《上海之战》摄制组，在上海昆山的乡下，找到一处与原战场相似的地方，开始挖战壕、筑堡垒，进行场景布置。战斗由军方组织，敌我双方都由军方扮演。张石川认为，这部影片不能用通常的故事片拍摄手法，进行镜头分割，而是要一口气拍摄下来，才能取得真实的效果。

摄制组于是根据要求，以实战的情境，选择了机位，架上四抬摄影机。开拍前，张石川检查了现场的准备工作，亲自主持拍摄。程步高任导演，洪深也同来协助。导演一声令下，四台摄影机同时转动，“战斗”也就打起来了。程步高后来在《影坛忆旧》一书中回忆到：

敌我隔岸作战，枪声由疏而密，砰砰嘘嘘，刺耳作痛。追击炮、小钢炮隔岸竞放，东东通通；机关枪叫，搭搭达达。打得战烟蔽天，弹如雨下。

拍摄时，摄制组全体工作人员头戴钢盔在战壕内外，掩体前后，如亲临战场一样紧张地工作。大场面拍摄完后再补拍中景、近景、特写等人物与枪炮镜头。素材共拍摄两万多英尺胶片，加上战争爆发后在战场实拍的新闻素材，张石川、程步高及剪辑师等忙了十几天，终编成九千英尺长的《上海之战》。

影片制作完成后，上海租界当局却拒绝上映。张石川等就拿着拷贝到上海郊区的巴黎舞场和南市福安影院上映，观众竟是十分踊跃，连续放映了12天，轰动上海，也震动了全国各地及南洋地区，由此在银幕上掀起一股抗日高潮。

1932年2月，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在上海成立，张石川被选为执行委员。1932年５月，张石川采纳洪深的建议，聘请夏衍、钱杏纯、郑伯奇等几位左翼作家任编剧顾问，他本人也先后导演了表现抗日的《战地历险记》和夏衍编剧的《脂粉市场》、《前程》、《压岁钱》等进步影片。     

1933年4月，张石川奉命率领摄影队去江西拍摄反共“围剿”的纪录片，蒋介石亲自召见了他，并要他回去查处明星公司内部的左翼分子。1934年，迫于国民党当局的强大压力，明星公司才解除夏衍等三人的编剧顾问职务。但私下里仍与左翼人士有联系，并陆续制作了一些具有左翼倾向的电影。    

1934年,在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促成下,明星公司与铁道部合作，拍摄了陇海、胶济、津浦三条铁路的纪录片。    

1939年明星公司总厂被日本人烧毁后，张石川带着残存的部分机械和物资加入国华影片公司，任导演，拍摄了《李三娘》、《三笑》、《花溅泪》、《夜深沉》等影片。1942年，张石川出任中华联合制片股份公司分厂厂长兼导演制片部长，导演《燕归来》、《芳草碧血》、《英雄美人》等影片。1946年后，他为香港大中华影业公司和上海大同影业公司导演了《长相思》、《乱世的女性》等影片。   

张石川是中国电影的开拓者之一，是中国第一代电影导演的中坚，一生共导演150多部电影。不可否认，张石川与左翼合作的决心并不坚定，而与国民党有着更多的联系。但这些都与他对中国电影的贡献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