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抗战期间的中国纪录片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的光辉一页。它开始得最早、持续时间最长，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军的主要兵力，策应了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战略行动，打乱了法西斯国家之间的战略配合，为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外纪录片工作者为揭露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鼓荡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为人类的正义和平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一

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了东北三省。奉蒋介石之命，东北军退回到山海关内，这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而在东三省，却仍有一支队伍在与日寇殊死战斗——东北义勇军。为声援东北义勇军的抗战，并把他们的事迹展现在世人面前，远在上海的一些电影公司在抗日团体的支持下，毅然派出摄制人员奔赴东北前线，拍摄了《东北义勇军抗日战史》《东北义勇军血战史》和《东北义勇军抗日记》等等纪录片。 

其中，1933年摄制的《东北义勇军抗日战史》，从讴歌东北的风光和丰富的宝藏入手，较系统地反映了东北义勇军坚持抗日斗争的情况。并通过新民、巨流河、红螺蚬、白旗堡、锦西、朝阳等几个重要战役，表现了他们坚决抗日的意志。其中，义勇军战士炸毁南满铁路，截断日军联络，捕获日军顾问青田四郎，缴获敌人武装等等段落，令全国人民拍手称快。

1932年的“1•28”事变进一步惊醒了国人。明星影片公司导演程步高与摄影师周诗穆、董克毅等，深入血火交织的战场拍摄纪录片《上海之战》。片中展示了上海市区遭日寇飞机轰炸、房屋倒塌、遍地瓦砾的凄惨景象；表现了十九路军将士与敌人展开巷战的壮烈英勇；纪录了我军神枪手猎射敌人的机智，及广大市民讲演、募捐、做棉衣慰问将士的活动；同时也反映了爱国文艺工作者田汉、金焰、聂耳、王人美等人到战地慰问演出的情景。十九路军撤退后，他们又跟随到昆山、南翔防线，并拍摄了石桥争夺战，敌我双方隔河作战、左右夹击、占桥拼杀的场面撼人心魄。

后来，在左翼电影工作者的影响和参与下，许多导演纷纷投入到抗战纪录片的拍摄中。“凇沪战争”期间拍摄的纪录片有：《暴日祸沪记》、《上海浩劫记》、《上海战地写真》、《上海之战》、《十九路军抗日战史》、《十九路军光荣史》、《凇沪血》、《凇沪随军日记》、《中国光荣史》等等。其中以《上海之战》影响最大。

占领东三省的日军继续向华北进攻。1933年，日军攻陷山海关，侵占了承德。中国守军在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地进行的顽强抵抗，被纪录在由张汉忱摄制的《榆关大血战》、《长城血泪史》两部纪录片中。

1936年，傅作义将军领导发起了绥远抗战，收复被投靠日寇的蒙古德王盘踞的百灵庙重镇。新华影业公司立刻派导演杨小仲、摄影师薛伯青前往。在纪录片《绥远前线》中，他们向观众展示了百灵庙遭叛军重炮轰击，满目枪痕弹迹、寺院倒塌、佛像残破、佛经散落的情景，及当地人民极端困苦的生活状况。同时也突出表现了抗日部队收复百灵庙的英勇壮烈，特别介绍了指挥员孙兰峰旅长。还有一个英勇顽强的连队，在异常惨烈的战斗中，除连长、司号员和一名士兵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

二

“7•7”卢沟桥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也促进了文化界、电影界抗战力量的联合。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和电影编导委员会主任阳翰笙等都积极倡导战时纪录片的创作，提出“应该注重新闻片”的摄制“以达到迅速及时配合抗战宣传的目的”这一电影工作方针。

为了让世人详尽地了解抗战实情，中国电影制片厂用《抗战特辑》和《电影新闻》这种系列纪录片的形式全面报道了前线的作战动态和后方的重大事件。

作为国民政府第一个官办的电影摄制机构，中央电影摄影场在抗战全面爆发初期，除继续拍摄系列新闻片《中国新闻》外，还拍摄了《抗战实录》系列，以及《东战场》、《抗战第九月》、《克服台儿庄》、《胜利的前奏》等纪录片，全面介绍了正面战场抵抗日军侵略的情况。其中，《东战场》纪录了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前发生在南京郊区的战斗，日寇大肆轰炸东南沿海大中城市、对中国军民采取的种种暴行，以及中国军队在江南一带的抗敌行动。

这一时期，直接反映战场情况的纪录片比较多，以中制的《抗战特辑》和中电的《抗战实录》为主，基本呈现了战争的整体进程。其中，中制在撤离武汉之前共拍摄了五集《抗战特辑》，把卢沟桥事变、凇沪抗战、平型关大捷、太原伤兵医院、敌机轰炸武汉、南京撤退、台儿庄战役、抗战周年纪念，以及募捐运动、武汉会战等重大事件都做了较为详细地报道。《抗战特辑》还在新加坡、菲律宾、越南、苏联、美国、英国等国上映，为争取世界人民的援助起到较好的舆论作用。

为了抗战的胜利，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都想为祖国献上一份赤子之心。“妻子送郎上战场，父母送儿打东洋”的动人情景更是到处可见。有感于此，许多故事片导演也积极投入纪录片的摄制，产生了《七七抗战周年》、《和平应声》、《精忠报国》、《抗战言论》、《战绩》、《民族万岁》等纪录片。其中尤以郑君里编导的反映少数民族支援抗战的大型纪录片《民族万岁》最具影响。

三

《日本电影史》在描述1938年摄制的纪录片《南京》时写道：

南京入城的历史场面，将军在战死人员追悼会上所做的悲痛悼词，打动了观众……他们贪婪地观看着这些纪录下来的场面，有许多自己有亲骨肉牺牲在中国战场上的人们，对着银幕潸然泪下。

这是一部完全站在侵略者立场上拍摄的反动影片，是一部掩盖屠杀罪行，充满欺骗性的影片。有良心的日本电影史学家认为：

看了这部影片，日本国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时在自己父兄的刺刀下，有多少无辜的中国人民流了鲜血。日军犯下了空前未有的最大罪行。

正是为了揭露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真相，揭露日寇屠杀中国人民的兽行，全面抗战爆发不久，一些国家的纪录片工作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其中就有著名的环球电影公司、百代电影公司、赫斯特新闻影片公司派出的人员。还有一些当时就身在中国的新闻、外交，甚至是神职人员。如由传教士约翰•马吉在日军攻入南京后拍摄下来的日军疯狂屠杀中国人民的镜头，被他用生命掩藏起来，最终成为侵略者永远也推翻不了的历史铁证。

为了使影片得到及时放映，这些机构的摄影记者在交通困难的情况下想尽了各种办法。比如，美国百代公司于1939年11月4日在广州拍摄了广州失陷及遭遇大火的新闻片，12月就在香港上映了。起初，他们想把拍摄的影片素材经由香港取道欧洲送往美国洗印，但是抵港时由于泛美航空公司的航班已于6小时前起飞，他们就将素材寄往英国，然后转由法航诺曼底号运往纽约，影片制作完成后再乘飞机赶到美国旧金山，然后由飞剪号运到中国上映。影片环游世界一周，时间还不到一个月。

1938年初，荷兰著名纪录片导演尤里斯•伊文思来到中国。这位曾以志愿者身份加入国际纵队的纪录片导演,在保卫马德里的战斗中，拍摄过反映西班牙人民为自由而战的纪录片《西班牙的土地》。他是一名导演，更是一名战士。

与伊文思前后脚来中国的，还有一个苏联政府派来的电影摄影师罗曼•卡尔曼，他曾拍摄过反映西班牙内战的20集新闻片《西班牙事件》。卡尔曼在1938年10月抵达武汉时正值武汉大会战，他用手提式“埃摩”摄影机，拍摄了日本飞机轰炸武汉工人居住区，中国军队撤离武汉的实况。之后他又辗转各地，拍摄了前线士兵的战斗生活，广西新安孩子旅行剧团小演员的抗日戏剧演出，湖南日军俘虏营的生活情况，广东抗日游击队的抗战活动，战时首都重庆各界的情况等场面。1939年5月，罗曼•卡尔曼来到延安，他拍摄了延安工人学校的开学典礼，鲁迅艺术学院学生的开荒、生产、上课和展览会，八路军的军医院，印度援华医疗队，安塞托儿所的儿童，也拍摄了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的工作和活动的情况，以及毛泽东在中国抗日军政大学上课和在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会上检阅队伍的实况。后来他又去晋东南拍摄八路军主力部队的抗战活动。1939年６月，罗曼.卡尔曼离开延安，同年９月回到莫斯科。     

在将近一年的拍摄过程中，罗曼•卡尔曼足迹遍布中国11个省，路程超过两万五千多公里，拍摄了一万多米素材，最终编成两部反映中国抗战的大型纪录片《中国在战斗》和《在中国》。与当时其他苏联纪录片一样的，这两部片子也是由大量解说词组成的政论式纪录片。

四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布的“战时电影、戏剧取材和作风”三项办法，直接限制了抗战新闻纪录片的拍摄。当时的中电和中制除了摄制时政新闻电影，纪录片的创作已经不如之前那么活跃。中央电影摄影场在拍摄《中国新闻》外，还拍摄过反映中国军队在缅甸训练生活的纪录片《中国远征军》，和反映国民党空军人员在美国受训的《神州展翼》。其他如《新疆风物志》、《蒋委员长就职典礼》等则与抗战无关。

对利用电影宣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蒋介石政府进行了更加严厉的限制。伊文思就因申请去陕北采访毛泽东和八路军而遭到过拒绝与控制，他回忆说：

当时从汉口发来了警告电报说“夫人通知我，中国只有在总统领导下的一支军队，您在您的作品中不得宣传任何特别部队，而要突出国军。”

实际上，正义的力量总是封锁不住的。抗战初期，一些新闻电影工作者便把镜头对准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1938年上半年，几位香港青年摄影工作者林苍、徐天翔、金昆组成青年摄影团来到延安，在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的帮助下进行了两个月的拍摄工作，回港后编成纪录片《西北线上》。影片首先展现了延安城乡的自然风光，然后纪录了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著名女作家丁玲的工作情况和发表演说的场面，延安的一些学校如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鲁迅小学的学习和生活，延安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举行的由工人、学生、部队、自卫军参加的纪念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讲演及其受到群众欢迎的情况，陕北人民自卫军操练、八路军野战演习及日常生活的情况等等。1941年6月，这部影片更名为《延安内貌》在香港公映，这是第一部在香港公开上映的全部反映延安情况的影片。

由西北影业公司拍摄的《风雪太行》，则真实反映了全面抗战爆发的第一个冬天，八路军在太行山开创根据地的战斗生活，冼星海创作的歌曲《在太行山上》被作为主题歌，赋予了影片以壮美的情怀。西北影业公司的另一部纪录片《华北是我们的》则是抗战期间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映的唯一一部直接反映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争的纪录影片。

1938年，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和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即延安电影团）在延安成立。时隔不久，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开机拍摄，这标志着抗战纪录片的创作队伍中，又汇入了一支崭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