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脱离”生活 寻找反差

    新京报：首先恭喜你获得夏威夷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这个奖给我一个启发，我们这个时代正值社会转型期，发展和变化都特别快，与之相应的，是人们的价值观、情感表达方式和审美方式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恰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电影人似乎有意无意忽略了身边的这种变化，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张艺谋：我们是很容易，尤其是电影是很容易被诱惑的，或者说，它太功利。因为它站在时代的最前沿，太容易受到世俗的诱惑，受到潮流的左右，太多变，太绚丽。如你所说，导演很难在这种诱惑面前保持清醒的或者平和的心态。虽然这些词经常被大家挂在嘴边，但是要做到真的是很难。

　　新京报：那么你自己呢？一度你也曾经被人批评，认为在风潮前丧失了自我。

　　张艺谋：我之前那两部喧嚣的片子是被人攻击为“蜕化”、“变质”的，当然我自己是很清醒，那只是一种类型的尝试，我自己在心态上并没有真的把屁股坐过去。甚至我还在这么想，要是在拍那些喧嚣作品的时候，能够保持住这种心态也会很有意思。虽然你是一个特别闹的、特别商业的制作，但如果你在背后仍然能够保持这份平和的心态，一份凡夫俗子的东西、朴素的东西，也会很有意思。说不定以后我就会尝试结合这两种。

　　新京报：《千里走单骑》出来之后，观众也许会有一点吃惊，就是，张艺谋现在还能体会普通老百姓的情感吗？毕竟，你的生活，距离真正老百姓的生活已经很远了。

　　张艺谋：其实我们拍电影的从一开始就和老百姓走得不近，要说我和老百姓走得近，我也不承认。拍电影的人都知道，我们每天就是这帮电影人在一块，谈啊，说啊，都是这样，全部都是一小撮！现在哪一个导演说，我和老百姓走得特别近，我就生活在他们中间，我觉得他是吹牛！从我们一毕业，《一个和八个》，到《黄土地》，一直到《老井》、《红高粱》，所有的作品，你要说哪一部戏是扎根于老百姓拍出来的，都不是的。但是它在取材上，在体验生活上，在主题的定位和方向上，都是尽量贴近老百姓的，从主观上去贴近。所以从生活的角度来说，我们选择了这个职业，就是选择了“脱离”生活。当然，这个“脱离”要加引号。

    新京报：一直以来，张艺谋的作品是每个老百姓都很熟悉的，但是张艺谋的生活、情感，对很多老百姓来说，还是很神秘的、陌生的。

　　张艺谋：其实这几年，我一直都不愿意到前台来，不希望个人生活和个人情感被关注，因为我觉得那都是我自己的，很坦率地说，我真的非常不想透明，不想和大家分享。再加上我遗传了我父亲的基因，根本就不擅交往，跟人家套近乎也不自信。我所有的同学也都知道我是什么样子的，真的是沉默寡言、干什么都躲在一边的人，我就是这样的性格。这两年我并不认为我有什么改变，我其实一直都是这样子的。苦恼的是，因为一些喧嚣的事情，之前的两部电影作品也很喧嚣，又搞了一些其他的项目，又是芭蕾，又是歌剧的，都搁在这里，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另外一种人了。

　　新京报：很多时候，你生活中的低调与你作品中的高调形成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反差。

　　张艺谋：你要分析这个人啊，就能看出来作品中也许是最能展现这种反差的。你看啊，我是在我们学校那一届150个人当中最沉默寡言，最默默退到后面、不想抛头露面的一个，但是为什么第一部戏拍《红高粱》，那么伸展拳脚、肆意张扬的，也许就是这种反差，虽然当时也许是无意识的。再比如，为什么第一次干摄影，拍《一个和八个》，就那么反常规的，到了极致，演员只拍半张脸，留半个鼻子在外面，眼神都弄不清楚，最后弄得全体演员都要造反，我现在都轻易不搞这么极端的东西，可能就是生活中的这种低调吧，突然就想在作品里面异常高调。

　　直到今天我都是这样的，习惯把作品当作肆意挥洒自己另外一面的一个机会。所以很多外国记者问我，他们老是问我一些最本质的问题，说为什么你的电影颜色老是这么浓，我们看你的电影，发现都是颜色、颜色、颜色。我就说，那可能是因为生活中原来的颜色少吧。一直到今天，在艺术作品中，我本质上还是喜欢强烈、浓郁的风格和色彩。像《一个都不能少》、《秋菊打官司》那样的片子，实际上只是自己有意识在作品中找反差。直到今天，本意都还是喜欢张扬、浓烈的东西。

    新京报：近几年来，你越来越少向公众展露你的内心世界了，也许是不太需要。

　　张艺谋：那倒也不是，我发现这个东西也挺怪的。我现在似乎不太为这个东西去烦心了，我不太关心别人怎么看我了。你不知道，十年以前，我常为此睡不着觉。如果觉得某些访谈、某些传闻，或者圈子里面的某些看法，已经形成的一个固定的观念，完全不是我所想象或者期待的那样，我会睡不着觉，我会心里很难过，会觉得对我是一个歪曲，我会真的觉得无奈，怎么办？我怎么澄清？也不是要怎么样，只是想说明白，这个人他不是我。今天啊，我都过了知天命之年了，虽然还没有那么高的境界，但是我今天已经属于是“债多不愁，虱多不痒”了。当你已经属于被描得各种面貌都有了之后，你会突然发觉，你已经没有能力去证明自己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完全没有这个能力了。而且大众在媒体的反复渲染下，也不关心你原来是什么样的了，大众愿意按照自己所认识的他去想象这个人，我倒反而觉得，这时大家都自由了，你何必去干涉呢，而且你何必因此而焦虑呢？所以我现在也看开了，反正，只要不说我犯法就行。

　　新京报：但是，我听张伟平说，其实你现在还是会经常上网，还是会经常看报纸。实际上，你还不是真的就完全不在乎。那么现在看到有关自己的报道，是一种什么心情呢？

　　张艺谋：我跟你说最简单的例子，在《英雄》和《十面埋伏》期间，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喧嚣期间，我上网看的时候，有时候看到骂我的文章少了，我会惊讶，我会跟我的工作人员讲，哎呀，昨天怎么骂得少了？偶尔看到一篇表扬我的文章，我会怀疑起他的真诚度，我真的，第一反应就是：真的吗？他真的觉得我好吗？真的，那个期间，我就是这样一种心态。我后来想想，觉得很有意思，我好像在看做游戏一样，我不是逆反心理，我是觉得，嗯，这个很好玩！

　　那个时候特别逗，在骂声最多的时候，很多人试图去安慰我，你知道，我这个人，平时都是很严肃的。接触的人也基本上都是我的工作人员，他们面对我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办法张口，因为这个人看上去好像什么都明白啊，该怎样对这样一个人张口呢？所以基本上也没有人和我来说什么安慰的话，反而是我自己，基本上从一开始就处于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我当然不能做到宠辱不惊了，这个境界太高了，我只是习惯。有的媒体说，我的抗击打力很强，实际上只是我习惯了，他们不知道，如果我强，是他们给的，打多了啊！一开始你看到一篇文章，上来就讨论你的创作动机、道德动机，几乎就是人身攻击的时候，你当然很愤怒了。但是十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都这么说，你发现根本改不了的时候，你反而习惯了，那你就这样说就行了。如果这时候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他可能不是这样吧，他可能还是有点真诚的吧，不会那么虚伪吧。你反而会很惊讶，啊，他不会是托儿吧？！会怀疑起别人的心理动机来，这个很矛盾，也很值得思考。但是那段时间，我真的是这样想的。

　　男人的可贵在于有平衡的技能

　　新京报：当你觉得你无法跟你身边的十个、一百个、一千个人交流的时候，你不觉得有些孤立或者孤独吗？

　　张艺谋：孤独其实是人人都有的，只是孤独的程度不同。无助也是人人都有的，有时候会无力，我觉得这是人类的一种共同情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病。我自己占几成，有多少啊，我没有总结过，那都是我们的七情六欲吧。是我们身上本身就有的，七情六欲应该是我们本身生理上就长着的，只是在某个环境下被激发出来，或者说它突然占据了多大的心理空间而已。当你春风得意的时候，它在你的心底没有被激发出来，是零空间，你不会认为自己孤独；在你指点江山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自己无助。但是这种某一瞬间被激发出来的感觉，我觉得人人都有。我也不例外。但是人的可贵之处，尤其是一个坚强的男人，他的可贵之处就是，他真的有平衡的技能。

　　新京报：你怎么平衡？

　　张艺谋：我不知道，我没有技巧，就是自己会消化。

　　新京报：扛？

　　张艺谋：也许是，就是自己会消化，就是承受，我觉得我很能承受。因为从小就是“黑五类”、“狗崽子”这样长大的，承受和宽容是童年和青年带给我的烙印，一直到念大学，大二的时候学校还让我走呢，还是很不顺。所以这个童年的烙印成为我一个非常有效的锻炼吧，让我具备了这样的可能性。

　　新京报：忍受也好，自我排遣也好，当然都是男人的坚强和美德。但是对人的精神状况来说，这种被动承受的状态可能也是不太健康的，毕竟人不能老是扛着啊。

　　张艺谋：但是你不能避免啊。我可能就是这样的人。我在生活中、做人上，一直都是很被动的，性格特别像我爸，一生都被动，我真的是一个能忍受的人。所以这种被动反映到作品上，就很奇怪，就变成了特别主动、特别张扬，所以第一部戏就拍《红高粱》。我认为至今为止，影坛上都极少有那么张扬生命力的、张牙舞爪、无法无天的作品。也许正是这种生活的彻底被动、做人的彻底被动，对创作来说反而成了好事。

　　我也不知道这种被动性、忍让性到底是好是坏。但是我总觉得文如其人，一个人如果从小到大就长成了这个样子，你问他究竟用多少理性去调节、一个事情究竟怎么想，可能他真的也说不上来，有时候即使能说出来，可能也不是那么回事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一个人究竟是什么样，就是从小长出来的，再加上遗传基因，基本上30岁长成什么样就改不了了。三十而立啊。

　　尽量调整着和女儿相处

　　新京报：说到成长，你现在怎样和你的家人交流，比如你的女儿？你很少对公众提起。

　　张艺谋：我现在跟我女儿就特别像我爸跟我当年，她现在国外，我们也很少打电话，原来她在西安时就是这样，弄得她经常向我抗议，说爸，你能不能多给我打几次电话？因为她约我，说下个星期礼拜几打电话，到时候我愣是想不起来！她的生日，本来说得好好的，说记着啊，生日那天给我打电话，但到时间还是给忘了！就习惯了把家里人搁到最后，你看这事儿！这一点很奇怪，就是特别像我爸。

　　但是我现在尽量克服我跟我爸那种严父慈母，什么都不谈的关系，我觉得这样也不好。我现在跟我女儿也在调整，我就是拉着她瞎侃，在她十四五岁的时候，我就尽量跟她说各种不适合她这个年龄的话题，就是想破一下我和我父亲的那种拘谨的谈话氛围。虽然现在我和她的关系还不是那么亲密，好像走不近似的，但是我们谈话的空间要大一些。我们俩在一起各种问题全说，她跟她妈不说的一些东西，有一部分话一定是跟我说的，包括我和她一起谈性，我们很早就故意这样开始谈了，我发现她跟她妈一定不谈她跟男朋友的性，但是她跟我聊(笑)。

　　新京报：你和你父亲是什么样的？

　　张艺谋：他已经去世了，是1997年，我在导歌剧《图兰朵》的时候，那年我在佛罗伦萨呆了一个月，他去世了，没赶上送他。(长时间沉默)那时我经常半年不回一次家，偶尔回去一次，他跟我就像咱俩现在这样坐着，我们俩就没话，就等我妈回来。两个人就看报，他很能沉得住气，他在那儿看报，我在这儿看报，一句话不说，比我还沉得住气。其实他有千言万语想问我，但就是“回来啦”，这么招呼一下，“吃过没有？”“几点下的飞机？”就这么几句，完了之后就是看报，一句话都没有。四个小时之后我妈回来了，我妈的话匣子打开了，我的话匣子打开了，我爸就是一个彻底的好听众，有时候一直谈到晚上三点，他都不睡觉，就在旁边听。我妈就变着法猜他想问什么问题，一直问我，(当你爸的传声筒)对！(笑)就是这样的！有时候我打电话回家，我妈不在，他接到了，听到是我的声音就挂了，得等我妈回来，因为我俩没话！但是等我妈回来，他会一直在旁边听我妈和我聊天，给我妈递纸条！有时候我就想，那样可能也不好，跟儿女不交往。

　　李安是家庭的，我是生物的

　　新京报：能听到你对家庭、对亲人的看法，这比较难得。

　　张艺谋：我现在觉得家庭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李安导演很有中国味道，我自己的感觉是，李安把任何一部电影都当作一个家庭剧去描写，他从中国的家庭角度解读它，所以他特别中国，我觉得他比我中国。他那种主动性和意识特别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今天，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一个家庭一个样，太有道理了，跟人的指纹一样，没有重复性。那种长幼之间的关系，那种磁场、氛围是不变的，非常奇怪，它是怎么形成的，也没有人知道。没有一个家庭说整理过这个东西，说咱们有意识这么做吧，它就是自然而然，最后在一起就是这个气氛了！也不是简单地说是活泼的、沉闷的，完全不一样，不可复制，特别有意思！如果说祖宗三代，或者说两代人在一起，你看它一两天，太有意思了，细节全然不同！但是很多地方又很接近，很多地方又都是一样的。所以李安导演非常了不起。他把个人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很多东西都放在家庭这个筐里来表达，非常了不起。这是他对世界的独特看法。

　　新京报：你有没有想过，你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是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

　　张艺谋：我可能更多是从人的本性去看一些东西，(有时候其实挺生物的)对，对，对，(而且是一个雄性的生物)也许。你看第一个电影《红高粱》，就已经代表了我很直接的影子，我觉得，处女作啊，真的是，有我深深的影子在上面，就是人的爱恨情仇那种本性，不太受地域啊、环境啊这些东西的限制，也许是吧。

　　新京报：其实回过头来看，你的片子的类型可能是很多变的，但是可能都有一个视角，都挺生物性的。

　　张艺谋：对，常常不知不觉，就露出生猛的一面。他们说我容易拍一根筋的电影，我觉得其实也不是我的人物都一根筋，只是我的人物都挺执着的，有的时候带着点生猛，挺生物性的。

　　新京报：把那种文化的东西、地域的东西、时间的东西，全部都删掉，只剩下一个本能。

　　张艺谋：对，不太从那些地方去大做文章。在人的本能上是很直接的，也许是这样的。

　　记者手记

　　英国文化学者克里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