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不如死于华年

    有一种活法，叫死于华年。年轻人在最富有生命力的年纪里夭折，虽然残忍，但亦可欣慰———至少不必再面对生命逐渐枯萎的过程。对一些人来说，生命无可挽回的衰败，远比夭折更加难以面对。

　　日本人喜欢樱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樱花常在盛开最热烈的时候，义无反顾地从枝头坠落。《长恨歌》的片尾字幕刚起，我脑子里就冒出这样的念头：那场貌似意外的谋杀来得太晚了。王琦瑶的每一段恋情，电影都缺乏说服力。相对而言，她和李主任的爱情因为是少女情窦初开，显得最为真挚可信。当她确信李主任再不可能回来，委顿于地、哀声恸哭时，我是有些感动的。现在回忆起来，如果被谋杀是王琦瑶们无法逃避的宿命，我宁愿让这个时候提前到来。相比暂时的痛惜，电影以王琦瑶们的苟延残喘来见证这个时代的变迁，更加令我无法忍受。

　　电影用字幕生硬地将人物与城市扯上关系，作为时代的载体和具象出现的上海，并无特色。在内地题材的电影里，香港导演常表现出对意识形态难以掩饰的兴趣。也许对他们来说，用简单符号即可勾勒出的大时代，是创作上的大省事。

　　无奈他们对内地的民生实在隔膜。《长恨歌》里的王琦瑶，咖啡、首饰、舞会，做派十足，证明的却是她如何生活优渥。他们的电影没有办法告诉你，时代给王琦瑶们留下的生活缝隙是如何狭窄。能在这样的缝隙里腾挪，那才是王琦瑶们最伟大的地方。有这样的前提，你才能在她们那些普通到琐碎的生计里，体会到沧桑之美。现在这些都没有，难怪我会想，不如让王琦瑶们死于华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