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窥与真相《放大》

乍看本片，还以为是《后窗》的翻版，故事的发展进程出奇的雷同，就连男主角的职业都是摄影师。随着影片进一步发展，很快发现《放大》也许有戏仿《后窗》的成份，但更多的却是对后者的颠覆。不止这样，影片同时还对观众长期观影形成的期待作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或者可以说是戏弄。

托马斯作为一位资深的职业摄影师，为了取得完美的影像效果，他可以不惜任何手段，甚至可以粗暴地侵犯别人的私生活。当简愤怒地责问他为什么不尊重别人的隐私？他理直气壮地回答：这是我的职业！在《后窗》中凶手同样的诘问让男主角哑口无言。要知道，在西方个人的隐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在本片中，两人的较量却是托马斯占据决对的优势，这一点从两人的站位可以清楚地看出：简始终站在托马斯的下方。在她试图抢夺相机失败后，只能坐在地上掩面饮泣。偷窥在本片似乎披上了合理的外衣。

简来讨还底片这一段颇有意思，两人画面对切时，前景总有东西隔着：羽毛架子、摄影灯、还有横梁等等。当简最后黔驴技穷，只有脱去衣服来作为交换时，托马斯只是歪歪脑袋，饶有兴味的打量她，似乎并没有接受的意思。看来两人根本没有进行沟通，只是按各自的理解在行事。一方执意要回底片，而另一方却以此要挟肆意戏弄对方。简的过份关注，引发了托马斯的好奇，打发走简后，他立即动手冲印底片，果然，在照片上发现了疑点。为了查明真相，他于当夜折回公园，在树丛边真的躺着一具尸体！影片到这里简直过分地满足了观众的窥阴癖，从偷窥谈恋爱的男女到发现可能发生的凶杀案，更刺激的是最后找到了凶杀案的结果——尸体……如果影片按照这样叙事模式发展下去，跟《后窗》几乎就要重合了。

然而故事到这里突然掉链了。托马斯回到家发现家里被人洗劫一空，他当然不肯善罢甘休，约了经纪人一起去查看凶杀现场。在路上，他看到一个貌似简的女子，他跟踪到一个摇滚乐演唱会，他从狂乱的人群中突围后，来到经纪人家，却被后者拉入瘾君子行列。第二天清晨，他再次来到公园，发现树丛边一无所有。尸体被谁移走了？凶手是谁？凶杀案又是怎么回事？突然中断的叙事将一切疑问全都抹杀了，观众的期待当然随之全然落空。安东尼奥尼不是希区柯克，他对侦破凶杀案没有丝毫的兴趣，他真正关心的是生活在都市的现代人的生存状态，这一次他选择了颓废的伦敦，其实它可以代表欧洲任何一座城市。在片中，包括托马斯在内的许多人都说要离开，可是到了影片结束，他们仍然滞留在伦敦。现代人其实无处可逃，“生活在别处”永远只是美丽的诗句，而不是现实。无法自我放逐的托马斯驾驶着他的劳斯莱斯敞蓬车穿行在伦敦的大街小巷。那一片红色的街区，那一幢幢灰色的建筑，冰冷的都市表象下暗涌着生命莫名的躁动，摇滚乐演唱会上为了争夺毫无价值的吉他柄而引发的骚乱就是明证，而经纪人家里吸毒的人群则又是另一种形式的宣泄。托马斯习惯性地侵犯着别人的私生活，捕捉他需要的影像效果，作为回应，不明身份的人也擅自进入他家里，找寻他们想要的东西。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现代人撕开了文明的面纱，粗暴地干涉他人的生活，城市因此充溢着各种不安定因素和不可预知的威胁。

托马斯作为一位摄影师，他对镜头所表现的真实与美感丝毫没有怀疑。为了追求影像的真实，他衣衫褴褛地整夜混在救济所的集体宿舍；为了追求画面的性感，他不断撩拔模特的情欲。在公园拍到“非常静非常美”的影像让他兴奋不已，但很快发现令人陶醉的影像背面竟然可能隐藏着丑陋的凶杀，在追查真相的过程中，他又发现自己看到（拍摄到）的未必就是真实的。他不断的放大存在疑点的照片，最后得到的只是一团模糊的斑点。他深夜在公园见到的尸体到了清晨却不翼而飞。安东尼奥尼在这里玩了一个哲学的命题：客观现实与主观现实的性质。特别是在科技日趋发达的今天，科技(照相术、放大)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了事物的真相，还是离真相越来越远？再进一层思考，我们能够获得真相吗？答案似乎是否定的，托马斯困惑地徘徊在树丛附近，终究一无所获。

他在公园的另一侧遇到了一群打扮成小丑的年轻人，他们冲进网球场打球，奇怪的是他们手上既无网球也无球拍。观众居然跟着并不存在的网球来回摆动，不时发出一阵阵欢呼声。（安东尼奥尼将意大利哑剧搬到了英国。）托马斯好奇地站到防护网外观看。忽然，“球”飞出了网球场外，球员跑到他面前，请他帮忙捡球。他略一迟疑，跑到“球”下落的地方，捡起了“球”，在手上掂了掂，将“它”抛回了球场。就在托马斯观球到捡球的过程，完成了一次认识上的飞跃，即真的有可能是假的，假的也有可能就是真的，真实与虚幻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有意思的是，当他去捡根本就不存在的“球”时，他放下了一向自认为可以拍摄到真实影像的相机，这就意味着他已经彻底放弃了寻找所谓凶杀案的“真相”的努力。在影片结束时，托马斯突然从画面消失了，他真的存在过吗？或者也只是我们的幻觉？片尾弥漫着不可知的哲学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