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作曲者之一、著名音乐家陈钢曾经说过：“历史在寻找上海，上海也在寻找历史。历史的失落和文化的失落就是一个城市———特别是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失落！”文化人一面对海派文化的遗失表示忧虑和喟叹，一面努力地在“新天地”、“百乐门”这些老上海的“物质外壳”下面挖掘上海文化的精神内核。电影导演们则用光和影来记录、回忆、追溯着那曾经的繁华与风雅，用陈钢的话说：“老上海已经不在上海，她在王家卫、关锦鹏的电影里。”
王家卫:“上海女人永远都是很好的电影题材，因为她们复杂。”
出生在上海、5岁后到了香港的王家卫无疑有着“两地情缘”。上海外滩、东风饭店、澳门路的路灯都成为王氏作品中常见的符号。他表示，《花样年华》表现的是上海情结，《2046》则是香港情结。“拍《花样年华》最大的一个乐趣是回到我熟悉的空间，小时候跟我母亲生活在一起时的那个空间。拍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会有很多很多回忆。我记得上海有很多小巷、后街，我很小的时候，每天母亲下班从外祖母家接我回家都会经过一条路，是以前上海交响乐团排练的地方，经过那里的时候常有音乐。所以关于童年，我的印象就是下午的街道还有一些音乐。在这个电影里，我想让他们看见以前我们是这样生活的。现在的上海已经不是我5岁离开时的上海了，但有些东西是不变的。在上海人的生活里，面子依然很重要。上海女人也永远都是很好的电影题材，因为她们复杂。”
而《2046》延续了爱情、回忆、拒绝、隔阂这些人物的个性和命运，王家卫认为梁朝伟是香港演员中最有古典味道的演员，他饰演的“周幕云”这个角色从《花样年华》中的温柔懦弱变成了《2046》中的复杂冷酷，用张爱玲的话说，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而王家卫更想通过角色表达“你越想抹去回忆，越会回到过去；越尝试改变，越发现一切只是徒劳”。
关锦鹏:“今天的上海像香港，当年的香港很上海”
《长恨歌》目前正在全国上映。对这部影片，关锦鹏说：“表面上看，是讲述王琦瑶与四个男人动荡的一生；实际上，她的‘长恨’源自她与这座城市的感情。”“如果说王琦瑶身上有上海女人特质的话，就是那种精明、有城府。”
从《胭脂扣》到《红玫瑰与白玫瑰》，从《画魂》、《阮玲玉》到《长恨歌》，关锦鹏被认定是很能表现上海风情的导演。“其实，一开始并没有刻意地这么做，但拍完了《胭脂扣》以后，我发现自己喜欢上了这种‘奢靡’的感觉。那个时代的上海，你可以说它是纸醉金迷，但是那种美学上的取向和当时的生活质感，却非常迷人。”“1949年前后，很多上海的企业家到了香港，可以说他们对香港的经济有很大的影响。我上小学的时候去同学家玩，他的妈妈在家里就是穿旗袍、蹬高跟鞋、化淡妆的，很优雅、很得体。那时觉得上海的阿姨比妈妈漂亮好多。我们从小看的也是老上海的电影。现在在香港有时还会见到一些‘老上海’去茶楼喝茶，衣着笔挺，派头十足，很有贵族风范。在上海反倒很少见到。”有人认为《长恨歌》不像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倒像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关锦鹏说：“我们对上海最初的印象和感受就是来自在香港的上海人。某种程度上，我们这一代人都在用电影表达对这两个城市的感情。”
关锦鹏关于上海的电影大多改编自同名小说，他承认自己很喜欢张爱玲、王安忆。王安忆在《寻找上海》一书中感叹：“回过头来，又发现上海也不在这城市里……（今天的上海）过于光鲜，有一些粗糙的毛边，裁齐了，一些杂芜的枝节，修平了”，但恰恰是这些细节组成了上海的“原生态”，这是无法再生的文化印迹。关锦鹏说：“我希望电影中可以表现出王安忆写作的初衷：流逝而去的东西再也回不来了。”
许鞍华:“在气氛上，现在的香港与当时的上海非常接近。”
学者李欧梵曾说：“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风景在50年后的香港身上复活，上海与香港互为她者，带有同质性的她者。”由于一批上海电影人在上世纪40年代转到了香港，在传统地域文化的基础上，香港电影秉承了上世纪上海电影的文脉。而张爱玲笔下的女主人公，大多是受过西方文化熏陶、带有西方气息的东西方文化结合体，这很符合香港人自身的感受。因此，改编张爱玲的小说，成了香港电影人的至爱。
许鞍华执导的《半生缘》和《倾城之恋》，被认为“在处理日常风景时，总带有一份别致的诗意”。影片中上海的弄堂和街道、街灯下的梧桐、缓缓行驶的电车，都很贴近张爱玲小说的感觉。凄凉的月色、迷朦的细雨、无果的恋爱、冷色的人生、无意义的眼泪、兵荒马乱的世界、乱糟糟的现实，还有上海男女们随着这座城市起伏颠簸的爱情，在大半个世纪之后，依然在这个城市中不断上演。在许鞍华看来，不论是白流苏和范柳原的童话（《倾城之恋》），还是曼桢和世钧的悲剧（《半生缘》），男女间的大情小爱，都摆脱不了张爱玲一早写下的注脚———对爱情的追求超越不了个性的限制和命运的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