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坚庭：《长恨歌》观后记

    星期二晚上，到戏院看《长恨歌》的首映。现在的港式首映慢慢及不上从前，在北京、上海的首映愈来愈多也愈趋豪华。唉，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今次的排场是映毕大伙到某酒吧让演员们歇歇。香港的发行曾丽芬是我好友，她特意招呼工作人员到我的表哥茶餐厅夜膳。从前，我们就是这样每星期走过场又吃又喝，我不是说过曾跟着徐克看电影到处逛吗？

　　看毕《长恨歌》，朋友的反应参差。我喜欢《长恨歌》是一件非常精致的饰物，晶莹耀目、结构工整，但唯一的缺点是这饰物戴在一位神情慵懒的美少妇身上，有点欠缺。说不喜欢的朋友对小说创作没什么深究，对中国政治环境亦不大了解，因此你如何精致总也上不了他们的心。这是“上海式”的《活着》，是《活着》的“海派”版。我看到的两种缺憾，是因为导演对解放后的中国没有深层了解，缺乏从历史角度的认知。导演找到了王安忆原著女主角的感情方块，但王安忆在处理感情板块下的政治感受，导演与作者有认知上的距离。毕竟，解放后的上海是一处政治味道非常浓厚的地方，“四人帮”的发源地，所以王安忆的地域政治感导演没可能沾上边。另外疑中留情处是检查尺度把部分场面删掉。不过我始终觉得保留了“文革”等政治场景也未必可显现当时的政治汗味。于是，导演只好把王琦瑶变作他瓶下的一只苍蝇，任她如何飞舞，总在透明樽内。由于我是半个上海人(我在香港的上海人圈子成长)，大学时期曾有志研究中国现代史和中国共产党史，也是上世纪70年代就在香港订阅《人民日报》的青年学生，所以，任何横跨旧上海与新中国的电影，我都钟爱。因此，《长恨歌》虽然拍得苍白，但我也喜欢。因为里面所描述的东西，跟我的少年、青年时代都关系密切。旧上海那些十里洋场的吧女们与我生活超过十年，我吃的听的都是上海“侬”语，醉蟹、大闸蟹、咸蟹都是少年时代的珍品。明天我就要访问郑秀文，我可要好好地跟她研究一下她的表演突破。我曾批评她演技太过自觉，但《长恨歌》中她自觉的“不自觉”却是进步。

　　香港导演永远拍不好新中国。

　　内地导演永远拍不好旧上海，这是我十年内的主观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