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的不安

威尼斯之行最大的感受是不安。无论什么，只要足够接近，都会产生不安。威尼斯是个姿色动人的城市，进入其中却总有不安，好比坐惯汽车的人到威尼斯坐船，就有不安感。海上行舟不比大马路上跑汽车，方向总变，很难建立起明确的左右关系，船头一调，就分不清东南西北。 

意大利人分不清里外，铁打心肠的意大利记者大批马尔科•穆勒。一看意大利人对马尔科•穆勒翘鼻子，我心里就反胃。世界电影不景气，全球粮食都减产，请顿好饭都难，更不用说大排筵宴了。威尼斯主席头衔好听，其实难做。撑这么大个场面，人来人往，左右逢源，总要有人主持局面，里外招待不周，好歹家里人多多担代。穆勒是个中国电影迷，不管意大利人如何评价，他到底是个对中国电影有贡献的人，是他造就了中国电影100年来最逍遥风光的时刻。他把韦伟和黄爱玲请到威尼斯，不止是看看《小城之春》，还仔细叮嘱技术人员修复那些中国老电影的拷贝，这样的人无论如何是不该骂的。从《小城之春》到《七剑》，从《我这一辈子》到《长恨歌》，能不能看懂不说，有了中国电影这道菜，2005 的威尼斯也算避开了一场电影的荒年。

香港人追星，内地人谈导演，香港导演到了内地压力都大，这造成港导的“集体不安”。他们想拍好戏，拍大戏，又摸不准脉门。徐克、关锦鹏和陈可辛都是好导演，《七剑》、《长恨歌》和《如果爱》都在这种“不安”中拍得小心翼翼，却纷纷成了“说不清”的电影。

《长恨歌》不适合外国人读，共享的潜台词太少，好像国际美食大赛上的中国地方饺子，最多就弄个好吃不好吃。长篇小说改编成电影，以后万万使不得。漫长的历史跨度，外延复杂的主题，跟张叔平、郑秀文这些具有强烈不可控因素的人合作，关锦鹏力不从心哪。

《如果爱》的背后似乎隐藏了更多不安定，它是不从容的，产生在不从容的时代。陈可辛是可贵的，但《如果爱》失败了。其实好莱坞歌舞片辉煌的年代，都是小题大做、虚情假意的。或许在美国，民众能轻而易举地唱起来、跳起来，但在心理内压普遍偏高的中国，唱进人心、跳到起兴似乎是30年前了。歌舞不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而是宣泄渠道，春晚的歌舞升平，和KTV的里的故意发泄。

最好的是《红颜》，完全惊喜。小故事，小演员，小场景，小得那么透亮。人人都看得懂的中国故事，还是逆境中忍辱负重的中国妇女，却有久违的精致、简约和感动。国产电影好比装修潮，一浪比一浪奢华，一浪比一浪做作，几十平米的小居室也搞得珠珞彩带，富丽堂皇，而《红颜》就像一家小模小样的朴素装修，乍一进来无比舒服。

好片子不多，看电影的感受就“说不清”，中国影评人多数是分得开里外的。2005的威尼斯，除了出于个人原因对奥利维拉的《魔镜》爱不释手，其余影片都“说不清”，都是七分好看。看完每一场戏，出来一问，总有三两个人点头，三两个人摇头，于是就很不安。帕特里斯•谢罗的《加布里埃尔》看着揪心，阿贝尔•费拉拉的《玛丽》看着闹心，费尔南多•麦莱斯的《永恒的园丁》看着灰心……唯独李安很平静，最后得了大奖。与往届金狮奖电影放在一起，《断背山》站不到前排，可李安显示出一种“清醒”。多少人都在原地打转，李安却越来越沉着。

许多人做事，喜欢斜眼看别人，生怕别人不看自己，又怕别人盯着自己看不停，都是心态作怪。只有卸下私心杂念，心无旁骛，远离“恶意中伤”和“红包礼赞”，坦诚地跟自己交交心，到底哪里好，哪里不好，才能拍出好电影。威尼斯是个舞台，把东西放到舞台上产生了放大效果和比较效果，发行商更关心获奖，明眼人都来上课。说到上课，最大的收获是阿城，这是个精彩的人，我很想找个词形容跟他聊天的感觉，后来在摇摇晃晃的船上想到了一个词，这个词竟然就是“坐立不安”。

阿城说电影就是催眠，而我似乎越来越难以催眠，这是写影评的后遗症。习惯了发言，说话总带有信誓旦旦，影评也越来越让人不安。电影是爱得越多，离得就越近，离得越近，就看得越模糊。在威尼斯跟那么多懂电影的人聊天，最深的不安是“话语的不安”。知道的越多，越想闭上嘴巴，越了解电影，就越掌握不好诚实。恨不得一下变成朴素的观众，只看到电影的一点点好，就能泪流如注，为电影热烈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