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鳗鱼》：罪与耻
2005-9-15 9:46 来源:清韵论坛 作者:郝岩冰 感谢
fanhallfilm 的投递
将《鳗鱼 》当作一部关于情杀的电影来看，好象也没有什么不对。公司职员山下拓郎收到了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信中说，每当他出去通宵钓鱼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男人来找山下的妻子。在收到信的当天晚上，山下拓郎就捉奸在床。他用刀捅伤了那个男人，并且杀死了自己的妻子。沉重的夜色，迷乱的身体，冰凉的刀锋，以及四溅的血浆，全部都在影片开头的数分钟内一闪而过。这显然不是今村昌平叙述加速度的停靠点，它只是一个迅疾凌厉的序幕而已。正片的中心在于山下的救赎与解脱。
山下拓郎被判入狱十年。对于这个漫长的刑期，今村昌平只是在后来用了了几个闪回镜头做了交代。更多的内容是在讲述山下刑满八年之后假释出狱，如何在监管司的督察之下改过自新。这个显然的事实说明，法律的效力已经被退回到了背景的位置上。在相当程度上，这种绝对权威的制裁力量还被表现得异常宽容与温和。狱警甚至允许山下拓郎在监狱中的池塘里养一尾鳗鱼，并且让他在狱中学会了理发。出狱后的山下就在偏僻的荒郊开了一家理发店。当然，大多数的时间内他都坐在河边钓鱼。在某次打捞鱼饵的时候，山下在草丛中发现了服药自尽的服部桂子。犹豫再三之后，他还是救了这个女人。桂子后来留在了山下的店里帮忙，并且爱上了山下。这个爱情故事好象被我转述得简单而干枯，但是桂子与山下的爱情只是今村昌平起跳的一个平台罢了。这个淡然的故事就像是描红本子上的近乎透明的白纸，愈单薄，愈脆弱，就愈能看出背后的真迹来。
谁都能晓得桂子对山下的情意，偏偏就是山下自己不知道，或者是不愿知道，不能知道，也不敢知道，只因为他是一个背负着罪与耻的男人。山下之所以杀死妻子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种，按照高崎的说法，是因为山下的嫉妒心所致，而山下自己的陈述则是因为他太喜欢妻子，不能允许她再与别人纠缠在一起，爱之深故而恨之切。不管是哪一种说法，从深层的文化意义上来看，都是出于山下对耻辱的拒绝。鲁思•本尼迪克特说，“耻辱是对别人批评的反映。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而“日本人正是把羞耻感纳入道德体系的。”
山下拓郎并不是自己偶然发现了妻子的奸情，而是通过一封匿名信得知的。这个细节已经明确地暗示了一种缺席的在场，即，虽然他没有被公开讥笑，但他感觉在被讥笑；虽然没有外人在场，但他感觉有外人在场。至少写信的人已经是一个潜在的讥笑者了。为了拒绝这样的耻辱，山下必然选择彻底的洗刷方式。在这里，文化语境中的必然性取代了情感与理智抗衡的或然性。一直到八年之后，山下依旧认为妻子是不可原谅的。也就是说，即使具体的情境发生了改变，文化语境的要求依然会迫使山下走上同一条道路。
山下因杀妻入狱，实际上成了他的另一种耻辱。他之所以坚持拒绝桂子的好意，并不是因为自己所犯的罪行本身，而是耻辱。与他一起关在狱中的高崎讥笑山下，说他是杀妻之人还自命风流。山下的罪行已经成为印在他额上的红字，作为耻辱的标记继续发生作用，警醒山下必须放弃某些权利。在服部桂子不辞而别之后，山下觉得这是她理所当然的举动——桂子已经知道了他是戴罪之人，完全有理由选择离开。他所担心的并不是因为自己杀死了妻子，从而可能会给这个爱上自己的女人带来心理上的恐惧和情感上的不确定。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罪犯，他没有接受桂子的资格，也没有挽留桂子的权利。
洗刷耻辱的行为最终成了另一种耻辱。要让山下从中解脱，就必须打破这个因果链条的第一环。在影片快要结尾的地方，山下开始怀疑那封匿名信的存在，将那个潜在的讥笑者清除出场。而当桂子以前的情人当众讥笑山下的的时候，他勇敢地宣布了他对桂子的接纳。山下啊好象已经艰难地完成了从耻辱网络中的突围。但是，这种成功建立的基础在于他如何在罪过中完成自我救赎。
鲁思•本尼迪克特认为，“在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地方，有错误的人即使当众认错、甚至向神父忏悔，也不会感到解脱。他反而会感到，只要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在社会上，就不必懊丧，坦白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因此，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甚至对上帝忏悔的习惯也没有。他们有祈祷幸福的仪式，却没有祈祷赎罪的仪式。”
《鳗鱼 》一片的丰富性，或曰复杂性，远远超越了这个论断的简单划分。在同样作为杀人犯的高崎那里，他日日念诵佛经的行为显然是在执行某种祈祷赎罪的仪式，只不过这种仪式徒有其表罢了，他依然怀着一颗充满色欲和妄念的心来胡作非为。山下虽然也惧怕他曾经入狱的事实暴露于众人面前，因而远避乡下，但他这种谨慎的躲藏并不能带来心灵上的安静。对于“懊丧”的恐惧恰恰是他最大的懊丧之所在。
“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山下的自我救赎更多地体现出后者的文化特征。在刚刚出狱之后，山下连走路时都还保持着监狱中形成的习惯，见到跑步的队伍，就会不由自主地跟随其后。但是这种外部强制力量并没有改变山下的内心。真正促使他发生改变的力量恰恰源自“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
在草丛中看到昏死的服部桂子，山下的脑海闪过的第一个印象是被他杀死的妻子美惠子，在惊惧之后动了恻隐之心，然后才想起出狱前警察对他的忠告——遇到可能惹上麻烦的事，切勿牵连其中。可以看出，让山下退避三舍的首要动机在于对自己杀人罪行的恐惧。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论心灵的性质和起源 》之命题十七认为：“假如人的身体受激动而呈现某种情况，这种情况包含有外界物体的性质，则人心将以为这个外界物体是现实存在的或即在面前，直至人的身体被激动而呈现另一情况以排除这个外界物体的存在或现存为止。”其绎理解释为：“人心对于曾经一度激动过人体的外物，即使当这物既不存在，也不即在面前时，也能够设想这物，视如即在面前。”山下正是看到了桂子躺在草丛中的姿势与美惠子惨死时的姿势一样，而且长相也非常相象，故而激发了他杀妻场面的重映。这种重现的罪行让山下无比惊恐。如果说他当初的自首是在社会秩序的层面上承认了犯罪事实的话，那么山下在此刻仓皇逃离现场，已经证实了他在心理状态机制上产生了“罪恶感”——这种来自于内心的力量远远胜过了外部条文的规范性作用，引导山下拓郎来做善行，战胜罪行重现的恐惧，放弃警察的忠告，将吞服了安眠药的服部桂子送往医院。
这一点在后来再次得到证实。山下和他的朋友去捕鱼，但他不仅将已经倒在桶里的鱼放生，而且根本不敢将叉子刺向鳗鱼，这种尖利的工具使他无法忘记自己杀妻的刀。斯宾诺莎同书中的另一个命题称：“假如人身曾在一个时候而同时为两个或多数物体所激动，则当人心后来随时想象着其中之一时，也将回忆起其他的物体。”用鱼叉捕鱼的行为促使山下的罪行再次重现，使他根本无法完成那个会带来伤害性后果的攻击性行为。
山下不肯杀生的态度在这里有意地重合于佛教戒律。今村昌平很明显地在剧中加入了很多佛教教义的因素。同是杀人重犯的高崎颈挂念珠，口称般若，但却心存杀机色欲，声称自己将不惜再次犯罪，重回监狱。这在某种程度上象征了佛家所谓的轮回。高崎已身陷无间地狱，在无限轮回之中永不得脱。山下虽然没有诵经扫墓，但却能尽守本分，行善举义。如果说今村昌平在影片中设置的僧人角色、寺院背景及佛经台词不是无意中的安排，那么，山下的行为就是有意接近佛家所说的“慈悲为本，方便为门”。
山下本来是想通过躲避和隐藏来遗忘他的罪行，但是遗忘显然不能代表救赎。影片中那个坚持等待外星人的正树说山下和他一样想远离人类，只不过正树自己在等待外星人，而山下去寻找的是一条鱼而已。服部桂子的出现让山下的逃避成为不可能，他再度被卷入世俗的纠葛当中。法律所提供的社会约束力量和佛教所代表的超自然精神引导在同样地帮助了山下之后，也同样地无法给他提供最终的解决性途径。山下最终将心爱的鳗鱼重新放归海里，他自己也摆脱了罪恶与耻辱的束缚，重新进入世俗生活的海洋。或许这才是唯一可能选择的道路——鱼游水中，冷暖自知。
山下拓郎被判入狱十年。对于这个漫长的刑期，今村昌平只是在后来用了了几个闪回镜头做了交代。更多的内容是在讲述山下刑满八年之后假释出狱，如何在监管司的督察之下改过自新。这个显然的事实说明，法律的效力已经被退回到了背景的位置上。在相当程度上，这种绝对权威的制裁力量还被表现得异常宽容与温和。狱警甚至允许山下拓郎在监狱中的池塘里养一尾鳗鱼，并且让他在狱中学会了理发。出狱后的山下就在偏僻的荒郊开了一家理发店。当然，大多数的时间内他都坐在河边钓鱼。在某次打捞鱼饵的时候，山下在草丛中发现了服药自尽的服部桂子。犹豫再三之后，他还是救了这个女人。桂子后来留在了山下的店里帮忙，并且爱上了山下。这个爱情故事好象被我转述得简单而干枯，但是桂子与山下的爱情只是今村昌平起跳的一个平台罢了。这个淡然的故事就像是描红本子上的近乎透明的白纸，愈单薄，愈脆弱，就愈能看出背后的真迹来。
谁都能晓得桂子对山下的情意，偏偏就是山下自己不知道，或者是不愿知道，不能知道，也不敢知道，只因为他是一个背负着罪与耻的男人。山下之所以杀死妻子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种，按照高崎的说法，是因为山下的嫉妒心所致，而山下自己的陈述则是因为他太喜欢妻子，不能允许她再与别人纠缠在一起，爱之深故而恨之切。不管是哪一种说法，从深层的文化意义上来看，都是出于山下对耻辱的拒绝。鲁思•本尼迪克特说，“耻辱是对别人批评的反映。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而“日本人正是把羞耻感纳入道德体系的。”
山下拓郎并不是自己偶然发现了妻子的奸情，而是通过一封匿名信得知的。这个细节已经明确地暗示了一种缺席的在场，即，虽然他没有被公开讥笑，但他感觉在被讥笑；虽然没有外人在场，但他感觉有外人在场。至少写信的人已经是一个潜在的讥笑者了。为了拒绝这样的耻辱，山下必然选择彻底的洗刷方式。在这里，文化语境中的必然性取代了情感与理智抗衡的或然性。一直到八年之后，山下依旧认为妻子是不可原谅的。也就是说，即使具体的情境发生了改变，文化语境的要求依然会迫使山下走上同一条道路。
山下因杀妻入狱，实际上成了他的另一种耻辱。他之所以坚持拒绝桂子的好意，并不是因为自己所犯的罪行本身，而是耻辱。与他一起关在狱中的高崎讥笑山下，说他是杀妻之人还自命风流。山下的罪行已经成为印在他额上的红字，作为耻辱的标记继续发生作用，警醒山下必须放弃某些权利。在服部桂子不辞而别之后，山下觉得这是她理所当然的举动——桂子已经知道了他是戴罪之人，完全有理由选择离开。他所担心的并不是因为自己杀死了妻子，从而可能会给这个爱上自己的女人带来心理上的恐惧和情感上的不确定。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罪犯，他没有接受桂子的资格，也没有挽留桂子的权利。
洗刷耻辱的行为最终成了另一种耻辱。要让山下从中解脱，就必须打破这个因果链条的第一环。在影片快要结尾的地方，山下开始怀疑那封匿名信的存在，将那个潜在的讥笑者清除出场。而当桂子以前的情人当众讥笑山下的的时候，他勇敢地宣布了他对桂子的接纳。山下啊好象已经艰难地完成了从耻辱网络中的突围。但是，这种成功建立的基础在于他如何在罪过中完成自我救赎。
鲁思•本尼迪克特认为，“在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地方，有错误的人即使当众认错、甚至向神父忏悔，也不会感到解脱。他反而会感到，只要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在社会上，就不必懊丧，坦白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因此，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甚至对上帝忏悔的习惯也没有。他们有祈祷幸福的仪式，却没有祈祷赎罪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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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山下的自我救赎更多地体现出后者的文化特征。在刚刚出狱之后，山下连走路时都还保持着监狱中形成的习惯，见到跑步的队伍，就会不由自主地跟随其后。但是这种外部强制力量并没有改变山下的内心。真正促使他发生改变的力量恰恰源自“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
在草丛中看到昏死的服部桂子，山下的脑海闪过的第一个印象是被他杀死的妻子美惠子，在惊惧之后动了恻隐之心，然后才想起出狱前警察对他的忠告——遇到可能惹上麻烦的事，切勿牵连其中。可以看出，让山下退避三舍的首要动机在于对自己杀人罪行的恐惧。斯宾诺莎的《
这一点在后来再次得到证实。山下和他的朋友去捕鱼，但他不仅将已经倒在桶里的鱼放生，而且根本不敢将叉子刺向鳗鱼，这种尖利的工具使他无法忘记自己杀妻的刀。斯宾诺莎同书中的另一个命题称：“假如人身曾在一个时候而同时为两个或多数物体所激动，则当人心后来随时想象着其中之一时，也将回忆起其他的物体。”用鱼叉捕鱼的行为促使山下的罪行再次重现，使他根本无法完成那个会带来伤害性后果的攻击性行为。
山下不肯杀生的态度在这里有意地重合于佛教戒律。今村昌平很明显地在剧中加入了很多佛教教义的因素。同是杀人重犯的高崎颈挂念珠，口称般若，但却心存杀机色欲，声称自己将不惜再次犯罪，重回监狱。这在某种程度上象征了佛家所谓的轮回。高崎已身陷无间地狱，在无限轮回之中永不得脱。山下虽然没有诵经扫墓，但却能尽守本分，行善举义。如果说今村昌平在影片中设置的僧人角色、寺院背景及佛经台词不是无意中的安排，那么，山下的行为就是有意接近佛家所说的“慈悲为本，方便为门”。
山下本来是想通过躲避和隐藏来遗忘他的罪行，但是遗忘显然不能代表救赎。影片中那个坚持等待外星人的正树说山下和他一样想远离人类，只不过正树自己在等待外星人，而山下去寻找的是一条鱼而已。服部桂子的出现让山下的逃避成为不可能，他再度被卷入世俗的纠葛当中。法律所提供的社会约束力量和佛教所代表的超自然精神引导在同样地帮助了山下之后，也同样地无法给他提供最终的解决性途径。山下最终将心爱的鳗鱼重新放归海里，他自己也摆脱了罪恶与耻辱的束缚，重新进入世俗生活的海洋。或许这才是唯一可能选择的道路——鱼游水中，冷暖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