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拍电影是最大的乐趣

    中国台湾导演李安近年蜚声国际影坛，在太平洋两岸均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毫不夸张地说，他架起了东西方文化的沟通桥梁。作为一个自小在传统中国家庭里长大的人，他除了拍出了《推手》、《喜宴》、《饮食男女》及《卧虎藏龙》等华语片以外，居然还能拍出令国际影视界一致叫好的跨文化的《冰风暴》、《理智与情感》及《与魔鬼共骑》等英语片。此次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他的最新作品《断臂山》令国际影人感动。 

　　大学没考好，无奈进了艺术学校 

　　记者：到目前为止，你的电影不论中文还是英文的，在世界范围内都取得了很好的票房成绩，参加了很多电影节，得过很多奖。一个东方人为什么能够在美国这样的电影大国里取得成功？在这后面都有些什么？这是大家感兴趣的。所以，我想先请你谈谈你的经历。 

　　李安：说来话长。我想我做的这些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是很多生活的积累。不过我个人觉得背景并不重要，对美国文化的了解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比我更了解。所以我觉得，还是对电影的创作力、表达力和你的工作能力更重要，这些是跳开文化背景的。 

　　我基本上是个居家的人，从小就很乖。妈妈是北京人，爸爸是台湾一个很好的高中学校的校长，我就是那所高中毕业的。我们家就跟正常的幸福家庭一样，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台湾的生长环境和大陆有点相像，士大夫观念比较重，不鼓励小孩玩、运动和社交，就是读书和考学校，一直考到出国为止。我不太适应这种教育方式，可是我的性格又比较内向，不好动，所以我就喜欢幻想，唯一的活动就是看电影，社交也只限于同学。我的大学没有考好，太紧张了，所以到了艺术学校。 

　　记者：这倒有点歪打正着了。 

　　李安：反正第一次上舞台我就知道比较喜欢，而且只要是做电影做戏剧的时候我这人就比较灵光，超出这方面包括考学校、社交、生活啦，就不行。在电影里也就是导演比较灵光。 

　　台湾艺术学校的学习经历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转变，毕业后就不准备考大学了。当然，家庭阻力是有的，但我还是这样决定了。后来就跟很多人一样，到美国留学，我是1978年去的，在伊利诺大学念了两年多的戏剧，并且认识了我的太太。这就是我的背景，内向、居家和比较温室化的成长过程。 

　　记者：可以料想，美国的生活一定对你是个很大的冲击，对你以后的创作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李安：头两年对我影响很大。东方的生活态度和西方很不一样，这对我来讲确实是个很大的冲击。东方的传统伦理哲学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比较压抑和顺服。西方就不是，比较表达自我，对压抑的抗争方式就是宣泄，这就增高了冲突，这就是戏剧。对我来说，东方的人生态度是非常反戏剧的，用西方的戏剧原理来讲的话，不是有真正的戏剧冲突，只是故事性强而已。所以在以后的拍电影的时候，虽然我用的是东方的眼光，但在手法上基本用的是西方的戏剧形式。除了西方文化的冲击之外，这段时间我也看了很多在台湾看不到的书，老舍的书就看得最多，这方面的冲击也是很大的，简直是天地倒转！ 

　　待业六年在家煮饭 

　　记者：你1980年开始学电影，学了几年？ 

　　李安：3年，之后就待业了6年（笑）。 

　　记者：这6年你是怎么过的？ 

　　李安：投稿了，被退了；有制片公司看上我，拿剧本让我来改写，帮他们做些前期工作，做到开拍为止。上上下下，一直有机会，一直也都很失落，就像《推手》（李安的第一部影片）里的那个老头，还有那个美国太太，就窝在家里。有的人就是需要比较长的培训时间，我大概就是这样的人。 

　　记者：现在看来，你那段时间倒也没有白过。 

　　李安：在那段时间里，我觉得对编剧、对电影的结构、市场运作的方式，都有了一些体会，因为是长片。虽然在学校拍短片时，你有才气，有表达力，学生片拍得不错，但毕竟是短片，具体到长片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六年的时间里，在这方面还是有些磨炼的。但大部分时间还是浪费了，在家里煮饭。 

　　记者：不过我知道在这段时间里，你写了《喜宴》和《推手》这两个剧本，尤其是《喜宴》，为你以后的电影事业铺平了道路。 

　　李安：这两个剧本在台湾得了个剧本奖，《推手》得了第一名，赚了点稿费，《喜宴》才是我想拍的。台湾电影公司给了一小笔钱，让我拍《推手》，我就请在美国的朋友也是我现在的合作者来当制片。这个片子在台湾得了“金马奖”提名，票房还可以，打平，然后就有了机会拍《喜宴》。《喜宴》得了柏林的“金熊奖”，世界市场打开，于是就拍到现在。 

　　记者：你认为拍电影时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李安：最大的乐趣是好玩，讲意义是附带的，如果严肃地讲些道理就写书好了。意义是我创作电影的原动力，没有意义会觉得底气不足，可是光有意义在后面，做做就不晓得在干嘛。所以我觉得有些人的电影意义过重，有种责任感。但这些如果太超越乐趣的话，我觉得也就没意思了。电影毕竟也是一种技术，这不能忽略，没有技术怎么叫艺术？ 

　　《卧虎藏龙》：关于爱情的悖论 

　　记者：你是怎么对《卧虎藏龙》这个故事产生兴趣的？ 

　　李安：我改编自一本叫《卧虎藏龙》的小说，“青冥剑”（故事中剑的名字）给了我很多灵感，我把它当作这部电影的重心。 

　　记者：为什么这么做？ 

　　李安：它精致、锋利而且有韧性。它神秘而且令人折服，这使我很着迷，于是我决定拿它来作一番声音和图象的文章。我甚至把绿色作为这部电影的基调：绿翡翠，绿玛瑙和绿色的竹林。道教里面说“玄牝，众妙之门”（暗绿色的阴极是最遥远、最神秘的地方，那是万物的起源）。男主角在临死前、在一个来世注定孤独的鬼魂的陪伴下，眼看就要决定成为又一个“神圣”的鬼魂时，他却选择了表白爱情。对我来说，那就是浪漫，一个男人倾其一生最后找到归宿，“阴阳相济”。这是个关于爱情的正反谜题。 

　　记者：为什么把背景放到19世纪？ 

　　李安：这是部奇幻的功夫片，不同于成龙那种体现真实的风格，时间上的距离感有助于模糊它的真实性。观众们可以和我们一起经历这种想象力的飞跃。原著和电影都力图摆脱西方的影响，努力营造出一种纯粹中国式的故事氛围：“从前……”这是个被抽象化的中国，是我脑海里的一个梦。 

　　记者：这部电影有很明显的女权主义倾向，我猜原著也是这样的。 

　　李安：作者王度庐是解放前的一个穷作家。他把自己的很多辛酸经历写进了书里。解放以后，他得到一份工作，但再也不写作了。我是从他夫人那里听说的———他很感激那份工作，但他写的那种类型的小说却成了禁书，这种小资情调的幻想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一种毒害。 

　　记者：你是否一直就梦想着把这本书拍成电影？ 

　　李安：因为以前这是一本禁书，我一直没有读过，直到10年前，它才流传到海外。文化大革命以后，这本书解禁时，有人问王度庐，“为什么你不再写几本书？”他说他已经江郎才尽了。在朋友的推荐下，我在1994年读到它。我当时拿不到版权，又被其它电影分了心，后来我拿到版权，但剧本又没准备好，所以我去拍了《与魔鬼同行》（RideWithTheDevil）。最后，我终于偿了夙愿，拍出这部中文电影。 

　　拍《断臂山》时，父亲走了 

　　记者：你父亲的过世，对你有影响吗？ 

　　李安：他走那天还是好好的，还跟我妈妈讲一些甜言蜜语———那天是情人节。我也有成就了，跟当年没考上大学时不一样了，我和他的纠结都已经澄清了，只是我不晓得，为什么他非常喜欢我的《Hulk》（科幻影片《绿巨人》）。 

　　记者：为什么做完《绿巨人》（《Hulk》）之后你不想拍片了，后来他跟你讲了些话之后，你才改变主意？ 

　　李安：对，他说“只能戴上钢盔，继续往前冲”。我也不晓得，其实我满出乎意料之外的，他从来没有鼓励过我拍片，包括我得奥斯卡时都没有，却在那个时候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记者：他实在非常了解你！ 

　　李安：真的是“知子莫若父”。父亲是台南一中的校长，我们并不同行，但有类似的基因，他了解我。2004年1月底我回家过年，快走前的一天早上，他把我叫去，问我想不想教书？我说不想。 

　　他说：“你现在还不到50岁，后面的日子怎么过？只能戴上钢盔，继续往前冲。” 

　　返美之后，我决定接下《断臂山》，当初拍这个片子，没什么大志，就是想用拍部小片来养人，主要是一个治疗的过程。如果不做，我白天、晚上想同样的事，人空虚就很难受，做习惯了，没个寄托，日子也很难过。 

　　我刚开始做《断臂山》，父亲就过去了。2004年1月底过年时我带大儿子阿猫回来看他，和他一起过年，两周后我带阿猫再度回来送他。就在办后事的过程中，我正式走入家族，成为家长，扮演以往父亲的角色，是带头的，真的是长兄如父。葬礼前一晚，我把家人召集起来，对全家训话，跟我父亲一样，一样样交代，包括我妈妈、我姊姊、我弟弟、小辈、妯娌，叽叽喳喳的一堆人，一训完话，什么毛病都没有了。父亲走了之后，妈妈六神无主，整个人魂散了似的，她一辈子就需要听人家的，需要一个新权威，我开始用父亲的口气和她讲话，她才渐渐比较安定。我有时不喜欢我父亲对母亲的权威，现在我则走进我父亲的角色。 

　　记者：《断臂山》你又从头开始了！ 

　　李安：《断臂山》是个新出发，我觉得是不太一样了，我没用什么电影手法，就这样拍。《断臂山》的故事涵括20年的转变纪录，是史诗、又是短篇，从头走到尾，好像没有疙疙瘩瘩的。若有段戏不好，一拿掉，五年就不见了，其实是个非常难做的电影，可是看起来很简单。 

　　我们讨论的是生理上的记忆，是基因记忆，这是我为何从父亲这里一直探索下来，他是一种男性的、人类的集体记忆，是你的基因记忆，所以你会像父亲，你的下一个细胞会像你的上一个细胞，这才是你之所以为你的原因。像《断臂山》，是我三年前的记忆，我看到，我想拍，没有拍成，它那个记忆又打回来，逼着我要去做，不做我觉得心意未了，好像体内有什么尚未出清，如果别人去做，我会很不甘心，我觉得它是属于我的，是我的记忆，是该我做的，是我命运里的一部分。我真的有这种感受在里面。 

　　《断臂山》是个同性恋的西部片，其实是跟我八竿子打不着的事，但我觉得它在我的基因、在我的细胞、在我的感情里，应该是属于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