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生活在这里

    蒋樾说 , “我不是艺术家。我就是个纪录片工作者 , 纪录片又是我的饭碗。我就捧着饭碗 , 过我的幸福生活。”

　　蒋樾希望拍的片子到上千人的电影院放。“《幸福生活》在中山大学放 , 一千多人的礼堂 , 大学生看了以后说 , 生活很难啊。我说我是已经被生活宣判了的人 , 你们是等待宣判的人。”

　　过了年,蒋樾想去做个“土改”的片子。“介于专题片和纪录片之间吧。我觉得有责任关注历史 , 应该交代得清楚一点,不致于让大家糊涂,比如康建宁做的《听樊先生讲过去的事情》 这个是必须去做的事情。”

2005年1月9日,放完蒋樾的《幸福生活》,“时间的重量——转型中国之纪录片展”上海协展就将结束。

　　做年轻人容易吗 !

19岁的段雪渊在歌厅门口招徕顾客,塞夫开始骑着车到处推销方便面,祖儿在夜总会上班……三个月之前 ,他们决不会想到会这样的现实。三个月之前,十四位来自各地的年轻人经过艰苦的训练,在牟森的带领下演出了先锋戏剧《彼岸》 , 北京的艺术界和文化圈为之震惊。排完《彼岸》,他们选择留在北京。尽管吃住很差 , 他们等待着排戏、拍戏,甚至成为明星;其他的,他们没有多想。2004年12月12日在同济大学南校区的一个阶梯教室放映了蒋樾的这部《彼岸》 , 它被安排为“时间的重量”上海协展的首部放映作品。

　　星期日新闻晨报(以下简称星期日):“彼岸”到底是什么?片子里你也问了几个孩子,景彦说,“彼岸”是一场梦,美梦和噩梦。崔亚普和段雪渊的回答都很抗拒。

　　蒋樾 ( 以下简称蒋 ):她/他们当然很失望。其实牟森排戏时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做梦,不要做明星。没想到又做到梦里去了。当时的气氛有一种魔力一样的东西,所有人都能感觉到;牟森说,我们是一个戏剧公社,一起吃住。乌托邦的色彩很重。这三个孩子失落感最大,因为他们抱的希望最大,特别努力 , 别的孩子在排戏的时候还玩一玩,乐一乐,他们很沉默,所以之前我就拍他们了。后来再去采访他们 , 景彦因为岁数比较大 , 比较客气。崔亚普和段雪渊特别叫劲。后来崔亚普和我一起喝酒 , 他说对不起蒋哥 ,我之前都在胡说八道。我说没关系,很真实挺好的。

　　其实这个接触现实的过程人人都有,“北漂”、离乡打工的人。大学毕业没工作,就会茫然,然后没钱没吃,年轻人必须要经过这个。不过现在比那时候机会更多,那时候工人农民的孩子没有现在这样多的机会,高中毕业如果没有学校上,就在家乡干活,或者找父母顶替。孩子们基本的生存能力、动手能力都很差 ,在学校没学到什么,一出学校当然觉得很残酷。学校是天堂,谁都可以混,不需要多考虑事情。

　　星期日:很奇怪,老师也不讲外面的事情。

　　蒋:他也在学校里混得很好。

　　星期日:你怎么看年轻人长大成人的过程?你觉得残酷吗?

　　蒋 : 俄罗斯有个纪录片叫《做年轻人容易吗》。其实最不容易的就是小年轻人。很多年轻人刚到社会,没有目标,容易出错,容易伤心、痛苦,不像成熟的成年人。成年人也出错,但是各方面压力大,麻木了 ,岁数大点的人觉得生活该这样;但年轻人觉得不该这样,所以他们难受。他们的这个过程我们——包括牟森都经历过。当时我也是满怀理想,大学毕业不久,当时觉得生活很糟糕,能做的不想做,想做的做不了,也是想借片子抒发抒发,我觉得孩子们和我一摸一样,我很喜欢在排练室待着,大概也是一种逃避。反正气氛很放松、舒服。拍到“彼岸”这个戏排完,我也没钱了,突然觉得没意思了 , 我就想到底要做什么东西 , 就是纯粹旁观吗 ? 之前我也没受过什么纪录片的教育 ,1992 、1993 年看了些片子,小川绅介的《三里冢》啊,其实他的片子很难看,但我感受到一点:纪录片,不光是完成一个片子,而是一种生活态度。

　　星期日:什么生活态度?

　　蒋:就是得体现对人的尊重、对生活的尊重。中间我开始在广告公司上下班 , 又去拍了煤矿 , 开始接触社会。拍纪录片的优势是,你能停下来想一想,你会有惊喜。

　　星期日:惊喜是你想出来的?

　　蒋 : 不是想出来的,是遭遇到的。二个月后,孩子们变了,我也变了。没人关注他们了,我可以关注啊 , 他们心灵的变化,我就找到了方向。原来这个片子牟森是主人公,多么不容易做个戏。我的这个转变不能孤立地看,孩子们对我的触动很大,其实是一个共同的命运。

　　星期日:听说你完成《彼岸》时精力和钱都耗尽了。

　　蒋:对。主要是不固定,今天拍了以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制作什么时候能播。我的生活也不稳定 , 有上顿没下顿的。因为一开始我就很标榜,我是自己拿钱拍纪录片,挺献身的吧,所以我不能放弃 , 不管多难。那时候想法也挺简单,精神需要吧,纯粹唐吉柯德。那个时候磁带没地方放 , 我就放背包里 , 晚上没地方睡,完全在跟自己叫劲。

　　星期日:你当时也在“彼岸”嘛。据说后来警察曾经上你家看了《彼岸》,说挺好,能让年轻人务实。挺逗的。

　　为了四十岁的中年人

　　自从前妻死后,傅健生就生活在个人回忆之中,他的愿望是老了以后弄辆破吉普开开。刘永利觉得自己是个有能力的男人,他贷款买了一所大房子,但夫妻单位里都要减工资,他妻子说,实在不行就把新房子卖了搬回老房子住,她住惯了……郑州火车站是中国的交通枢纽,在列车停靠的几分钟里,车站工作人员如同在指挥战斗,上不了车门的人们被指挥着从车窗上车。傅健生是车站客运车间书记,刘永利是客运一班主任,《幸福生活》说的就是他们俩。

　　星期日:我觉得刘永利有这么好的妻子真算幸福。可是傅健生说要是现在的妻子 ( 他是二婚 , 前妻死于医疗事故 ) 提出来离婚他就同意。他算幸福吗 ?

　　蒋:我觉得傅健生更幸福一些,保有一种感情是最幸福的。他对爱情的向往停留在前妻走了以后,有一个人可以去怀念,挺让我羡慕的。他每年都去“看”他前妻,去对她倾诉烦恼和压力。

　　刘永利还跟她老婆闹离婚呢,这么好的老婆。他贷款买了房子,后来车站还派人查他这房子,一个工人哪来的钱买 140 平米的房子。派的人就是傅健生。为这事他把老傅给骂了,他说:去逑!我啥官不是,没机会贪污!最后不了了之,特别好玩。现在他一直想把新房子卖掉,工资减了,他们一个月要还贷 1100 多。又是七楼,现在他老婆孩子都爬不上去,要互相搀着,半途歇歇。原来的老房子他们租出去了,一个月 300 。想卖了新房子买一套 70 多平米的,这样还能剩点钱。老傅和老刘,一个是纯粹物质上的压力,一个人是精神上的痛苦。

　　星期日:我听说,在昆明放这个片子,回答观众提问的时候你哭了,是怎么回事 ?

　　蒋 : 当时一时激动。有人问,最后一段,傅在油菜地里哭他的前妻,是不是摆拍。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 当时在镜头里老傅说了一句:“你爱菊花,我拿点菊花看看你。”那天拍好我就问老傅:是不是为了我拍摄,你说了这些话。结果他说我前妻叫“江爱菊”。当时我就觉得自己特别龌龊,我很自责。当时在昆明想到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有点激动。

　　星期日:片子有一段傅健生躺着说话的片断很动人。

　　蒋:那时候他隔两天上个夜班,我睡不着也不爱睡,就去他那儿。他躺在那,斜对面还有个沙发,我就用最舒服的姿势半躺着。机器有时候不开,就放着,两个人聊。到今天我都觉得,以后很难会拍到这样深的心里话了。

　　马:你不是说过,纪录片就是打开人的心灵。听了私密的话会不安吗 ?

　　蒋:会不安。后来我请老刘和老傅来我家看片子,然后我问老傅,片子怎么样,是不是暴露了你的隐私 ? 他回答说,跳出来看,觉得是个不错的纪录片,但是拍的是他自己,他不好评判。不过这两个人都算放得开。前一阵老傅还打电话给我说,老蒋,不是在办“感动中国”吗 ,他们怎么不放你这部片子。老傅现在搞到破吉普了。《幸福生活》后来剪了四十分钟在“生活空间”放,结果有人看了片子说,就破吉普,要求这么低。就把一辆开了十年的北京切诺基作价一万块钱卖给老傅了。后来我去郑州一看,老傅把车弄得像舔了一遍似的,干净!没事就在里面听音乐待着,周日出去开开。

　　我很感谢我拍摄的这些人,他们给了我另一种经历。和他们在一起总是很融洽、愉快 , 能待上半年、一年。歇一歇,又要选择新的地方。他们愿意敞开心灵接纳我,让我介入平静的生活,我很感动。有个孩子问我为什么不用dv。我说为什么用。他说 DV 不是更轻便更能隐藏。我说我不带机器坐到你家里就已经打搅你了。纪录片是个相处的问题。他们能接纳我,给我这个生活,我就去过一过。

　　星期日:有人说你这个片子是专为四十岁的男人拍的。

　　蒋:有些人很难,在单位里负点小责,上有领导,下有妻子孩子,还要买房子还贷……其实这片子我特别想叫《此岸》。我自己四十多岁了,能体会到家庭的压力,传统生活的压力,大家其实过着前人一遍遍教给你的生活,摆脱不了。普通人的生活其实最辛苦,最难过。

　　星期日:那为什么叫“幸福生活” ?

　　蒋:其实对于幸福有一个尺寸。老百姓自己都有 , 宽一点可能达不到 , 窄一点就可以达到了。我拍这个片子不是要讲个道理,我就想拍一个车站,两个人,把他们的生活展现出来就行了。

　　关于蒋樾
　　1962年出生,1988 年从中央戏曲学院编剧系毕业,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因为不喜欢故事片的拍摄方式而离开。 1993 年制作《东方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