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创作：要心态不要姿态

6月25日，反映“小巨人”姚明在NBA发展历程的纪录片《姚明年》在国内首映。或许是“水土不服”的原因，这部纪录片在美国遭遇了票房惨败，据北美票房统计机构统计，《姚明年》在首周周末的票房只有2.6万美元，而平均票房更是可怜，只有2100美元左右。

7月15日，该片在姚明的家乡上海上映，但门票卖得很不理想。“太差了，我们今天只卖出了两张”，一家电影院的售票员说。“最初三场全场只有几个人坐着”，上海恒星影城经理王涛如此说，“尽管这是一部优秀的电影，在海外也获得好评，但我们目前的情况是，除了减少预定播映场次之外毫无他策。”至7月25日，上海7家影院累计票房收入只有8万元人民币。

在《姚明年》首映时，有关专家一直持保留态度，“虽然纪录片的地位近期有所起色，但是从总体上说，纪录片的生存空间还是在被逐步边缘化，一部《姚明年》恐怕难以扭转这种颓势局面。”

纪录片是本家庭相册

“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在“中国最好的纪录片平台”北京零频道广告公司官方网站的首页上，登载着智利纪录片导演帕特里西科•古兹曼的这句名言，形象地道明了纪录片在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上应该享受到的地位。
纪录片之所以被如此看重，是由纪录片的真实本性所决定的。中国电视纪录片的拓荒者、中国视协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名誉会长陈汉元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评估纪录片史料价值、认识价值、审美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时候，应该把史料价值放在第一位。”

秉着真实的衣钵，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批大型纪录片在神州大地掀起了轩然大波，形成社会性的公共事件。《话说长江》（1983）、《话说运河》（1987）、《河殇》（1988）和《望长城》（1991）这些纪录片都宛如一颗颗明珠，装点了纪录片与中国电视观众的“蜜月期”。

但是，“蜜月”总是短暂，随着时间的流失，中国纪录片在被迫走向市场的路途中，慢慢找不着北，把“家庭相册”给弄丢了。所以陈汉元不无感慨地承认：“一般纪录片的观众数量远远地少于一般的电视剧和故事片。”

而致力于纪录片制作、发行的人士也被“另眼相待”。2004年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上，北京零频道广告公司一举推出了30多部纪录片作品，总经理郑琼向《环球》杂志记者回忆她当时所受到的礼遇：“在会场，接受了很多记者的采访，大家看我就像看刘胡兰一样，问的问题要么是‘你为什么就这样义无返顾的投入到纪录片事业中’，要么就是‘你为什么这样义无返顾就这样走上这条不归路’，所有的问题都充满着同情和瞻仰的色彩，让我有点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样的局面让郑琼感到有些悲观，所以当凤凰卫视记者问中国纪录片的未来是否一片光明的时候，她先是给予了肯定的答复，但没有忘记加上一个不光明的尾巴——“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熬到那天”。

纪录片不是鸡零狗碎

之所以出现这样大的落差，用郑琼的话说，原因在于“浮躁”。

就整体社会氛围而言，时代的急剧蜕变让人们平添茫然的恍惚感，个人遭遇的生存压力不断加码，价值观念时刻面临调整，所以在工作、学习之外，娱乐、愉悦、轻松成了第一期待。所以“真实”越来越不讨好，虚构、夸张的东西才有市场，人们借此来填补自己的欲望，意淫自己的梦想。一个两极分化的实例是，曾经风靡一时的报告文学现在基本上销声匿迹，而嘻嘻哈哈的古装闹剧在我们的电视荧屏长盛不衰。

中央电视台著名纪录片导演孙曾田认为纪录片地位的维持这个现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市场因素没有理顺。这位曾经拍摄过《最后的山神》《神鹿呀，我们的神鹿》等优秀作品的导演告诉《环球》杂志记者，现在电视台纪录片的生产－销售模式都是“前店后厂”，也就是自产自销，结果是难以形成良性的竞争氛围。什么时候这一模式能够和电视剧一样实现“甲方乙方”，纪录片的可为空间会得到不断的扩张。

另外，在创作观念上，中国纪录片也存在一些误区。“要么是宣传，要么是个人艺术，没有别的选择可能。宣传的想着拿政府奖，玩艺术的想到国外博个奖。”张同道认为，纪录片维持这个现状是咎由自取，正是由于“搏奖意识”的作祟，使得中国纪录片的创作观念陷入一个又一个的怪圈。

郑琼认为：“真正好的纪录片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真实纪录，而绝对不是那些浮在生活表面的鸡零狗碎。”

但是中国纪录片就充斥着这样的“鸡零狗碎”。一位外籍人士这样阐述他对中国纪录片的整体观感：农村题材的太多，公共生活的东西太多，从外看的太多，从远距离看的太多，表现私人生活领域的太少，所有纪录片里的人物很少开口讲述自己内心的感受，导演的镜头和要表现的人物之间永远都保持着两米远的公共距离。

据此，郑琼认为，现在中国纪录片导演最需要的心态，而不是姿态。所谓的“姿态”就是这“两米远的公共距离”，用俯视的眼光看待拍摄的对象，“有些人甚至拿起一个DV就忘了自己是谁”。“心态”是指导演放下自己的架子，摆正自己的位置，以平视的眼光看待镜头前的一切。

纪录片还没有真正“出局”

不过，在接受《环球》记者采访时，郑琼试图收回自己关于“不光明的尾巴”的判断，因为她所供职的这家专门从事纪录片制作和海内外发行的民营公司已经实现了盈利，这大大超出了她的预期，说明只要尽力去做，市场的阳光多多少少会照射过来。所以被边缘化并不可怕，边缘也有边缘的存在意义。

孙曾田也认为纪录片还是有自己的生存空间。他告诉《环球》杂志记者，当前中国处于一个大转型时期，与之配套的应该是纪录片的高产期。因为纪录片是很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现实发生着突变，就意味着现实本身存在张力，这合乎现代纪录片的发展潮流，那就是纪录片的故事化。另外，DV技术的普及，让纪录片的制作落入民间，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美国探索频道（Discovery）中国区总经理张方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指出，说纪录片没有市场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应该是制作得不好的纪录片没有市场。

而如何培育这个市场需要讲求策略。以前，中国纪录片的市场诉求只是稳稳地盯着电视频道的播出。但现实是，由于“收视率”这根杠杆的无情调节，电视台经营层对收视率是顶礼膜拜，这使得纪录片经常遭遇“出局”的危险，最明显的是纪录片相关栏目的播出时间由“晚上”向“深夜”层层递进。

由于观念的改变，纪录片制作者与经营者不再拼着脑袋去挤电视台这座“独木桥”，而是寻找多元化的播出渠道。孙曾田告诉《环球》杂志记者，纪录片的销售除了“播出”，还有“卖出”。

所谓的“卖出”有多种形式，比如卖出播映权、版权，还包括音像发行。付费电视和网络电视的兴起，也为纪录片的生存提供空间。除了这些，郑琼还有更大的动作，她告诉《环球》杂志记者，零频道广告公司正同航空公司洽谈，努力使纪录片成为航空电视的一个固定节目。之所以瞄准这一空间，是因为坐飞机的人大多是高端人士，而且飞行过程一般也有两三个小时，这期间拿出个几十分钟出来让他们欣赏一部比较好的纪录片，对于纪录片市场的持久开发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