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斯曼专访：系列之三

采访前语

怀斯曼和他的摄制组花两个多月在Tampa市跟踪处理家庭暴力案的警方，并拍摄妇女受害者的春天避难所，形成一幅触目惊心的社会图景，这就是《家庭暴力》。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救走被殴至骨折的妇女，听到五岁的小女孩对监护人说：“如果我们爸爸死了，我不会哭。”在这个避难所，作为家庭暴力牺牲者的妇女聚在一起讨论她们的生活。于是我们可以听到一个个残酷的故事。一位专家说，世界上没有哪个角落不被家庭暴力所困扰。惊人的数据显示，警方要花费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来于处理家庭暴力案件，三分之一的妇女一生中曾遭受过家庭暴力。

这部电影充满机智而极少说教。它并不提供解决之道，只是为男性施于女性的暴力绘制了一幅不可宽恕的图画。《家庭暴力》是怀斯曼的第32部电影，同他的第一部电影一样纯粹，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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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以前我就对这个选题感兴趣，所以当找到一个地方并获准可以拍摄后，工作就立即开始了。我的其他许多电影也是关于暴力问题的，如《提提卡特讽刺剧》、《法律和秩序》、《青少年法庭》、《导弹》、《基础训练》等，都针对了暴力的某些层面。

在开始拍摄之前，我对家庭暴力了解很少，仅从报纸和一些著名的案例中知道了一些。好多年前我教过家庭法，所以对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比较熟悉。但这不意味着我是这方面的专家或知之甚多。就像我其他电影的主题一样，大部分知识都是在拍摄过程中获得的。

我选择Tampa市作为拍摄地点是因为该市为对付家庭暴力做了周密的组织。一个Hillsborough县的首席法官和其他的社区领袖组成一个协调小组，包括法官、治安官、警方、法律援助、避难所、儿童和家庭服务组织。从国家到州再到市的不同组织共同致力于消除家庭暴力，而该地区却花了相当的功夫向群众作宣传，使他们认识到报道家庭暴力并不可耻。大量家庭暴力的报道并不意味着那里比别出有更多的家庭暴力，只是人们对报道的态度比较自然，恶感较少。

因此，在该市的拍摄中我没有遇到多少阻力。避难所的妇女们非常合作，我告诉她们影片将在电影院和公共电视网络中播出，问她们为什么同意在影片中出现。她们说她们之所以愿意合作是因为希望他人了解她们的境遇，并希望对相同处境的人有所裨益。能坦然展示生活中的复杂性和困境，我认为她们是非常勇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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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敬佩避难所工作人员的耐心和坚韧，这样的团队用他们的努力帮助了当事人。虽然长期效应很难估计，但他们心存善良，并致力于帮助暴力实行者理解其行为模式的破坏性，进而协助其打破该模式。这需要大量的日复一日的工作，不存在简单的办法。而我只能这样拍纪录片。

至于纪录片的社会效应，这很难去衡量。我开始拍纪录片的时候比较天真，以为一部电影和一个社会的变化有着一对一的联系。但现在我倾向于认为它们之间可能有某种联系，但我们无从了解。人们有大量的信息来源，强调任何纪录片的作用或强调其他任何东西的作用都太武断了。会有效应，但那是潜在的、间接的和无法量化的。

而我在拍摄时不知如何考虑观众群，那些好莱坞式的调研是很可笑的。我希望你们不要觉得我狂妄。我无从知道他人将对我的电影作出的反映，他们有什么样的经历，什么爱好，读过哪些书，看过哪些电影，有什么样的共同兴趣。我唯一可以设想的观众就是我自己，我会按照我的标准去做，我自己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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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子一共拍了8周，素材大约有110小时，花了一年时间做后期剪辑。在剪辑中你或成就或毁灭一部作品，你可能把很好的素材搞咂，也可能通过剪辑提升平庸的素材。我在剪辑渐入佳境前无法确定我的观点。我事先没有故事，也不用素材去证明什么。只有当我把胶片接好后才能找到主线。所以当我剪完有可能进入成片的所有场景后，我才开始考虑结构。电影的第一版比成片大约长20到30分钟。然后我要做的是找到各段落的内部节奏，及段落间的节奏；我也尽力寻找素材的戏剧性结构。

当我切到一个段落时，我有义务对出现其中的人们负责，公平地再现在那个地点、那个时间正在发生的事情。我最大的责任是拍摄一部尽可能好的电影，公正地再现事物的复杂性。这意味着有时一部电影会很长，一个场景会很长。另外，我认为直接地从一个关键性场景切到另一个关键性场景是不合适的，那样绝对会丧失语境。我有责任为每个场景提供语境，那些出彩段落更能被理解，也更有力度，因为语境是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