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与现实

    以纪录片的讨论中"真实"、"客观"等是最容易引致混乱、但又无可代替的概念。为避免混乱，在讨论之前必须加以界定。"真实"、"客观"在本文中除特别指出外，均指拍摄对象的行为在被拍摄时没有因拍摄者的存在而受到任何影响、观众在纪录片中所看到的就是拍摄对象在拍摄者不存在时的生活、拍摄者对素材剪辑时其理智和情感处于"休眠"状态。对将要使用的概念进行如此严格界定的原因是，许多人在使用它们时不加以界定，结果往往不知所云。问题是在这一界定基础上我们无法讨论任何一部纪录片，因为任何一部纪录片都不能在上述条件下完成。在这个意义上，说《英与白》这部片子不"真实""客观"也无妨。我们看到的和讨论的纪录片都是类似波普所说的"第二世界"中的一种存在：即它们必然是在人的意志下产生，并独立于人、构成人的对象的存在；必然是因人、因条件、因事件等等而异的多种风格的存在，必然是纪录片"在场"并表现或加入了"纪录者"的情感和意志的产物。承认这一点讨论起来就比较容易了，也就比较能够用宽容的心态看待不同风格和类型的纪录片。
    有人曾说《英与白》是一部比较"异类"，比较"怪"的纪录片。没有故事、没有事件、时间的维度也不清晰。全部场景就是一个几十平方米的房间、一只大熊猫、一个人和一台电视机，看了以后心里似乎觉得怪怪的，甚至疼疼的。
    这个题材是在一次朋友间的谈话时偶然获得的，推动我去拍摄的不是题材本身具有很强的故事性，而是主人公对公共生活的拒绝和与我本人心理结构的某种相似。"英"和"白"的生活都不是他们自主选择的。即使如此，在开始时也不排除"英"对陌生环境的反抗和"白"在"英"刚刚到来时的喜悦。但十四年后，"英"变得随遇而安，"白"变得离群索居，只愿意与"英"厮守，事情就变得有些令人深思了。他们的生活似乎暗示了当下世界存在的某种严重的，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问题。即使用纪录片的形式把它们表现出来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但能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观察他们的生活也是一件有趣的经历。整个拍摄过程都尽量遵循"客观"、"真实"的原则，与拍摄其他纪录片没有太大的区别，尽量不打扰拍摄对象，几乎是见到什么就拍什么，从早到晚都守在几十平方米的房间里，整整拍了十个月。但我在现场布置了灯光。
    问题在于我们用了十个月的时间拍到的素材根本不可能编出既好看又有意义的纪录片。因为他们每一天的生活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象复制的一样无比的枯燥。
    真正使人对这部片子产生某种疑问的正是发生在编辑的过程。对于任何一部纪录片，这个过程都是"思想操作"的过程。我们记录在录像带上几百个小时的东西被我们称为"素材"。是什么东西的"素材"呢?不就是"想法"、"观念"、"主题"这些主观领域的素材吗?"客观现实"不能成为"客观现实"的素材。我们最终要的不是"素材"，而是"观念""思想"……整个剪辑过程与其说是整理素材，不如说是观念表达过程中的言语修辞过程，是货真价实的思想的过程。
    比如片子里有从铁笼里向外拍摄的镜头，即大熊猫"英"的"主观镜头"。这显然是一种拟人化的手法。并不是大熊猫"英"从铁栅栏后看"白"和电视中那些人类社会的大事件，而是我们在铁栅栏后看那一切。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英"到底看到了什么，人类的科学还没有发达到如此地步。这样剪辑当然是在表达我的某种感想。我的想法是铁栅栏是一种文化符号，它所代表的不是人类的成功而是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失误，是"英"和"白"生活中的一道警示。
    另外，片子的一开头就加了一段意境悠远，象是心灵深处哼出来的一段女声独唱，非常感染人。这段歌声为整个片子定了调子。我虽听不懂她唱的是什么，但这个女声独唱流露出的情绪很符合我对这部片子的情绪定位。这种调子从始至终，到接近结尾，出现"白"的父亲去世的照片，直至新千年的钟声在电视中敲响，这种情绪达到了高潮：难以逝去的哀伤，黑暗中巨大的孤独，往昔一去不再复返的惆怅，象扑面而来的潮水一下子淹没了我们。这时候的情绪可能已经与歌词相去甚远，但我要的就是它最初的定位作用。在这里，音乐所表达出的情绪或者音乐之外的意义，既不属于拍摄对象，也不属于我，而属于我们之外的那个所谓"意义"的领域。它只是被我们意识到并且运用了而已，说它是"上帝的声音"也未尝不可。我认为在制作片子过程中，有些东西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一段曲子可能比"千言万语"还来的准确。不知是谁说过，音乐可以让你体验到不曾体验过的情绪，经历不曾经历过的生活。音乐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工具。当观众看完片子后可能会觉得电视播出的新闻中，大事件太过于集中，太强烈，意图表达显得太直白。这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想一想我们经过的这十四年，发生了多少"大事"?《英与白》带给我们的全部思考，远不限于这十四年，甚至也不限于人类社会开始进入现代化以来的历史，问题可能深植于人类与自然间漫长的关系之中。我们把大熊猫抓来，本来是要它为人类表演以显示人类的智慧和大熊猫的乘巧，可是后来我们发现这样对动物，特别是对待大熊猫这样的生态指标物种是不对的，并且是通过立法禁止用于表演。若让它回归自然，它又因我们的训练已经失去了在天然环境中生存的能力，只好继续由人类养起来，寄生于人类社会。"白"训练熊猫的技能也因此变得毫无价值，自己原来的生活和工作目标丧失殆尽，仅仅成为一个饲养员。"英"与"白"的生活都异化了，他们在这种异化的生活中建立起了互相的认同。人与自己的同类开始疏远，反倒和异类亲近起来，人类大步前进的社会了"英"与"白"共同的异化物和"背景"!这是多么有趣又多么令人震撼的现象!表达的强烈实在是因为感受太强烈。
    可以说整部片子自始至终是由两大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画面，另一部分是字幕，音乐或歌曲这两部分都经过了精心的选择，加工和组合，非常"主观"。坦率的说，制作后的片子几乎已经从"素材"中彻底脱离出来，而这正是我的本意。我就是要故意运用暗示、象征、对比、强化等等手段，表达我所要表达的东西。因为我坚信，这一切的的确确在他们的生活中发生过和发生着，而且至少"白"真真实实地感受到了我所感受到的东西，如果不这样编辑就不是"英"和"白"本来的生活。即使如此，画面和音响也没有能够把它们的生活给予我们的警示全部表达出来，我强烈感到手段的缺乏给创作带来的窘迫。我是否越过了某种界限?如果严格地按照前面定义的"客观"和"真实"衡量，我在"纪录片"的形式上的确越过了某种界限。有的人喜欢说"我记录了，更思索了，表达了"。而思索和表达离开一定的形式(包括结构、音响、灯光、镜头角度和影调、蒙太奇等等)便不太可能。这里所说的"形式"是独立于内容，离开"我们"便不会存在的东西。这种"超越"对于纪录片是绝对必要的。离开了形式的作用，我们就无法使原来已经存在但又不能直接感受到的东西成为便于感受的。甚至可以说纪录片之后的全部工作就是要找到一种表达的形式。一种适合这部片子的形式。"形式"的意义就在于它使观众有了一个与被"下载"的生活沟通的渠道。这部片子在圈内播放后比较多的是来自学术上的肯定。但在学术上的探索并不是我的初衷，我的初衷就是要在形式上新鲜，听觉和视觉都要得到愉悦，情绪要被感染，思想要被激发。否则就觉得对不起"英"和"白"，就没有拍摄的必要。我曾在篇文章中说过：那些看上去很"客观"的纪录片实际上是作者很"主观"的赋予了纪录片一种很"客观"的形式，而那些看上去"主观"的纪录片实际上是作者很"客观"的赋予纪录片一种很"主观"的形式。这似乎是一个规律。这样做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即被指责为"说教"，"以上帝自居"。我认为纪录片业内一直有一种很难理解的观念：你拍摄到的东西明明是你在场的东西，却一定要用你不在场的标准去评价。你说你没有干涉对象，但你怎么能够证明你没有干扰?你用来证明的"证据"就是你在场拍摄的东西，何况在剪辑过程中不知加入了多少"主观意志"。我们不当"上帝"都不行。我一向坚持纪录片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私人化的东西。它是作者个人描述和解释世界的一种方式。它和故事片，小说之间的界限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它同样包含了大量的想像、构思、创作的灵感和激情以及创作本身需要付出的艰苦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一旦进入了创作状态，实际上是很难区分"现实"与"非现实"。因为这时的现实已经是你主观世界里的"现实"了。一开始拍你就开始解释你所看到的，或赋予你看到的东西某种含义了，最后播出的片子充满了"主观"的东西。
    在拍摄《英与白》之前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与"白"沟通，到现场踏勘。与"白"沟通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有时电话一打就是一两个小时。她开始根本就拒绝拍摄，不接受任何新闻单位的采访。当她彻底明白了这部片子的意义之后她才同意配合。有了这一切的"现实"肯定与没有这一切的"现实"不同。原来现实就是现实，这时它们成了"材料"。生活是流动的，永不重复的，永远新鲜的，一段被真实记录的生活片段很可能一被记录下来就"死了"。被记录下来的那段生活的意义被严格限定在纪录片中的时间和空间内。我们再也不能从纪录片中看到那段生活本身的变化，它再也不会产生出原来那段生活可能产生的新的意义。原来在生活只能构成理解纪录片意义的背景，如果我们仍然要用原来的生活来匡正纪录片，这在逻辑上显然是不妥的。
    总之，记录原来是了为减少或都摒弃对现实的干涉，向观众展现一个完全真实的，他们未曾见过的现实。为了使作品"忠实于现实"，记录者便不得不暂时把自己设想为一个与他眼前的现实无关的人，一个旁观者，记录的过程往往成为记录者们掩藏自己的比赛，谁掩藏得彻底，谁就是一个好的记录者。最彻底的是把一切人类曾纪使用了千百年，并且须臾不可离异的本能以及现代专业技术提供给我们的全部修辞手段都弃之不用，故意使摄影机成为整个过程的主角。结果我们看到的也就是所有人都可能看到的现实。他们看不到并不是他们不愿意看，而是他们没有条件看。他们不能把观看某个人的生活当作自己的工作，也不能把观看某个事件的全过程当成自己的工作，更不能把观看野生动物的生活当作自己的工作。否则他们人人都可以看到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我们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纪录片，特别是人文类纪录片所记录的人或事不可避免的要受到记录者的干预：记录过程中记录者出现在他本不存在的情境中，无可挽回的，有意无意的成为情景的一部分，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你要积累"纯粹"的"客观"的现实，但你却无法把自己排除掉，更不要说后期的剪辑过程。所谓"客观"便成了自欺欺人的说词。这是一个记录者永远要面对的困境。这个困境的存在使问题越来越复杂化。"不是我们可不可以不干预现实，而是我们到底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干预现实"；换一个说法就是，"观众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相信我们，怎样让观众相信我们"；"什么手段是可以用的，什么手段是不能用的"等等。因为观众清楚，他们看到的这个东西是一个有名有姓的，有自己想法的人拍摄的，是人类技术进步的一种结果。总之，每一部纪录片都是这种困境的产物，都是记录者在这种困境中进行选择的结果。康德曾说，你要事实吗?那你就去观察，你要价值吗?你就要选择。当这个世界越来越平面化，越来越快餐化，地球变得越来越小的时候，谁都不能摆脱事实的缠绕，更不能摆脱选择的压力。
    我们是要更多的事实呢?还是要进行选择?
    注："英"是世界上仅存的一只被驯化、可以上台表演的大熊猫，唯一与人居住在一起的大熊猫。"白"是武汉杂技团的一位女驯化师，她有着一半意大利血统，至今已经和"英"生活十四年。她与"英"住在一个房间内，与他们相伴的是那台终日不关闭的电视机。为了遵守国际公约，"英"已经多年不能公开上台表演，"白"每天的工作就是精心照料和进行可能并无意义的训练。湖北电视台国际部编导张以庆，在十个月的时间里拍摄和制作了反映他们生活的纪录片《英与白》。这部纪录片曾入选2000年上海电视节和法国FIPA国际电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