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度过一个长时间的蛰伏期后，制片人徐枫再次出山，宣传她的电影《美丽上海》。这部电影和她的这几年一样不顺。在去年“金鸡奖”获得有史以来最多奖项后，《美丽上海》一直没有上映的机会，徐枫愿意把它交给国有企业式的发行机构，而且坚持要等中秋节档期，哪怕“金鸡奖”组委会答应她，如果评奖后立刻上映可以得到100万元的奖金，她也是没有答应。
更重要的原因，是徐枫的丈夫，汤臣公司的老板汤君年在去年喝牛奶时突然呛着，因而病故，徐枫的忧郁症再次加重，导致她长期不能见陌生人，每天连床都不愿下。今天，是电影让她重新振作，带着自己的片子周游各地。
现在的影迷可能已经忘记了胡金铨和上世纪70年代的那部电影《侠女》，它是第一部获得戛纳大奖的华语电影，在武侠片中是必须提及的，徐枫就是女主角。息影多年后的徐枫，带着丈夫给的400万元，开办了汤臣影业。她投资拍摄了《五个女人和一根绳子》、《滚滚红尘》，还有《霸王别姬》。徐枫选剧本眼光非常独特，很少出错。当年陈凯歌死活不愿拍这个京戏班子的故事，她用了200多个小时反复游说，终于让他拍摄了惟一一部不是出于个人意愿的电影，使陈凯歌到达了无法超越的巅峰。
三联生活周刊：你当时是怎么说服陈凯歌的？
徐枫：我问他：“凯歌你寂不寂寞？”他一听背就挺直了，一个女制片人这么问他。然后我说：“你的《孩子王》全中国就卖了一个拷贝。”他的背更直了，他说：“我不会为了任何人改变我的风格。”我说：“没人要你改变风格，但你可以加上其他的元素，使电影更好看。”我是讲道理的人，不会因为自己出了钱就要求一定要用某个演员，拍片的过程中大家互相说服。我拿到剧本时第一个念头是找关锦鹏执导，成龙演霸王，张国荣演虞姬，梅艳芳演菊仙，因为梅的脸有很沧桑的感觉。
那时陈凯歌坚持要用张丰毅，我不同意，他让我看《骆驼祥子》，我说看过了，不要看。后来是怎么同意的呢？凯歌说，他心中的霸王在台上是霸王，下了台吃喝嫖赌，我一听OK，那你就用张丰毅。凯歌当时不知道张国荣是谁，我让他看了张的片子，又见了张本人，他很服气，觉得就是张国荣。但是巩俐是我坚持的，凯歌没和她合作过，拿不准。当时内地的女演员，年轻漂亮，演技又好的就是她，她有中国味道，人也长得高，而且她从来没演过妓女，如果让人惊喜才能看出她和以前的差距。他俩从没合作过，才会有火花。我选题材最要紧的原则是动不动人，讲感情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这个故事必须要打动我。我对《风月》的故事就没有感觉，那时凯歌每天都在说服我，可是他总是无法说清这个故事。我对他说：“《霸王别姬》那么红，你找投资很容易，为什么不找别人拍《风月》呢？”他说：“如果我找别人，人家会以为我和你吵架了。”其实我不在乎这个。有一次在王府饭店，他又开始说《风月》，我很气，拍了桌子，我的先生就说我：“为什么不让导演拍自己喜欢的题材呢？”我说：“凯歌不是个他要拍什么你就让他拍的导演，他自己想拍的东西往往说不清楚。”但我承认，我先生的话对我有很大影响，在我能听懂凯歌讲的《风月》故事后，就同意投资了。
三联生活周刊：很早之前就听说你要重拍《侠女》，为什么迟迟没有开机呢？
徐枫：我很想重拍《侠女》，我是过去时了，希望新的侠女出现。我能了解胡导的精神，希望能够拍一部超越旧作的电影，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导演。我有很多计划，比如林语堂的《红牡丹》，版权买了16年，过去的构思是让林青霞、成龙、梁家辉、狄龙来演，可是16年过去，依然没有拍。希望我的两个儿子能够继承父业，我可以有两年时间来拍电影。
我不愿意一窝蜂地跟着人家去拍武侠片。拍《滚滚红尘》的时候，导演严浩刚拍了一部很不卖座的电影，林青霞也正是玉女戏走到谷底，那时没人敢用林、秦(汉)组合。可是青霞给我打电话，问我要不要看看三毛的剧本，我看后立即决定投拍。
三联生活周刊：你和徐克夫人施南生是好友，你觉得《七剑》怎么样？
徐枫：(笑)讲不上来，很不喜欢，不晓得他要表达什么，从头到尾乌漆麻黑的。这些年武侠片里，我更喜欢《卧虎藏龙》。
三联生活周刊：去年威尼斯电影节你是评委，也只有你给贾樟柯的《世界》投了惟一的一票，为什么这几年中国电影在各大电影节境遇如此之惨？
徐枫：我很想中国片子出人头地。我看了《世界》都吓了一跳，其实蛮心虚的，帮忙也帮得很心虚，没一个评委喜欢，我内心讲也不喜欢，评委们问我说：为什么要拍这样电影？我答不上来。电影最重要的是反映社会，题材要无国界，像那届英国讲堕胎，西班牙讲植物人的电影，你会被每个人物感动，我们需要拍出这样的电影。好的电影是最好的国民外交，可是我们对于电影有太多限制。我先生是不赞成我拍电影的，我在参加电影节时因为酒店房间进了陌生人，受到了惊吓，得了恐慌症。1988年，我就患上了忧郁症。那时我在戛纳租了个展台，卖我们公司的电影。台湾来的人都笑我，说连华语市场都没打开，外国人怎么会买？头一个星期没卖出一部片子，那次侯孝贤也是第一次到戛纳，谁要采访他，都借用我的翻译，台湾片商全在我的展台休息。那个星期我在煎熬中得了忧郁症，其实最后的成绩不错，卖了100万美元。我先生说我会把命送给电影的，我说：“人是会死的，可电影永存。”他说，电影隔10年才重放一次，建筑是百年大计，我听了他的话，把精力转移到生意上，有几年没有拍电影。
三联生活周刊：张国荣后来也得了忧郁症。
徐枫：张国荣生前筹拍的第一部做导演的电影，其实是我们公司投资的。有一次，我、李碧华和他一起讨论剧本，他神情怪怪的，我问他怎么了。他神秘地说：“我去泰国玩了，可能中邪了，被下了蛊。”我说怎么可能，你一定是得了忧郁症。他吓坏了，因为忧郁症是看精神科的，人们都不敢面对。如果当时他身边一直有人就好了，自杀的念头往往就是10秒钟，旁边有人开导就没事了。直到现在，我不敢经过文华酒店，脑子里一直是电视上播他自杀的画面，他落下时撞弯了酒店的栏杆。我也不要别人告诉我愚人节是哪天，怕想起他。他是个非常爱自己，也爱漂亮的人，而且有惧高症，我怎么也不相信他会自杀。
三联生活周刊：胡金铨导演去世也很突然，他给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徐枫：他拍《龙门客栈》时我是配角，每天看他把女主角上官灵凤骂得狗血淋头。拍《侠女》时他坚持用我，老板要用上官灵凤或郑佩佩，我接了那个角色并不开心，就是怕他骂我。开机第一场戏是我和40多个武师打斗，结果他当着100多个记者的面骂我。那是很冷的冬天，我拍完戏后头发都滴着水。拍完胡导演的戏拍其他导演简直太容易了，因为胡导演会让你演100遍，而其他导演一遍就过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现在还与冯小刚、姜文等人签了约，有没有已经开始的项目？
徐枫：我与陈凯歌签了五部约，他拍了两部。姜文给我看了五六个故事，我不喜欢；我给他的故事，他又不喜欢，一定要找到双方都满意的。冯小刚一向拍喜剧，我给他的故事是司马中原的《歪狐》，一部民初惊悚片。我希望和我合作的导演都能够拍完后是加分的，而不是重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