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译制在中国的早期历程

   大光明大戏院使用“译意风”时散发的广告单张

早期在中国放映的外国影片没有中文字幕，连说明书都是外文的。
此为1921年上海一位影迷手抄的电影说明书 

1930年7月，上海蓬莱大戏院的说明书
上特别注明：“全片华文字幕”

《一舞难忘》说明书 

电影是外来艺术，早在20世纪初国产电影事业尚未形成之前，欧美影片就已大量进入中国，最初是在茶馆、酒楼和私人园林里售票放映，只是一些娱乐短片，插科打诨，供人一笑而已，人人能懂，也无所谓翻译。1908年，上海虹口大戏院建成，电影有了正规的放映场所，剧情长片逐渐露面，观众的需求也随之产生变化。至1915年前后，从租界到华界，上海地区相继涌现了一批专业影院，如维多利亚、爱普庐、东京、新爱伦、夏令配克、大陆、海蜃楼等，电影放映逐渐成为了一项产业，影片内容也渐趋严肃，讲究艺术了。于是，最初的“译制片”应运而生。

“活的说明书”

早期上映的外国影片，都是默片，虽然没有声音，但在情节曲折，内容复杂这一点上却丝毫不逊于以后的有声影片；而且默片都有外文字幕，一部普通故事长片的字幕，最少也有上百条，看不懂字幕更难免着急上火，于是就有了翻译的需要。有的观众请人事先将影片情节译成中文，抄写在纸上，观影时带到影院去参考。但这毕竟只是个人行为，解决不了大家的需求。

真正面对公众的译制，大约产生在20世纪最初10年的中期。《电声》编辑范寄病先生1936年在一篇文章中描述当年译制的具体情形：“新爱伦戏院有一个特点，就是影片放映的时候，戏院里有人讲解剧情，先用粤语，后用国语。假使现在任何电影院里再有这种‘活的说明书’出现，我相信观众即使不感讨厌也要觉得有点儿怪，但是那时候却也感觉相当需要，因为戏院方面没有幻灯字幕的设备，如果没有人解释剧情，不识英文的便要莫名其妙。”（《观影杂话》，载1936年11月25日《时代电影》第2卷第11期）

这种所谓的“活的说明书”，其实即当场口译。当时采取这种译制方法的远非“新爱伦”一家，如1914年开设在英租界江西路上的大陆活动影戏院，在其开幕广告上就这样写道：“本院不惜巨资，特向外洋购运五彩活动新奇、侦探、战争、历史、滑稽、爱情、风景等影片数千种，现已到申。至于房屋宽敞，座位清洁，电扇凉爽，空气流通，无不有美必备，且戏中情，译成中文说明，尤为特色。”这个广告正好能和范寄病先生的回忆互为印证，当是有关外片译制的最早记载。

从中文字幕到译意风

1921年以后，中国国产电影事业渐趋发展，对外片经理商形成了不小的冲击，而且，这时期由于一次大战结束，外片进口也愈来愈多，如再采取当场口译的办法，不但工作量很大，且势必会影响竞争力。1922年，前国务总理周自齐创办孔雀电影公司，首创外国影片打印中文字幕的先例，聘请的翻译是曾就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影戏专科学校的留学生程树仁，当时叫译片者，第一部译制的影片是《莲花女》。译配中文字幕的方法简便易行，效果还不错，受到观众的欢迎，故“孔雀”先例一开，仿效者竞相纷起，一时形成风尚，即使到上世纪30年代初，有声电影勃然兴起之时，也仍沿用此法。到1933年春，国民政府电影检查委员会下文上海市政府，以“外片放映，应加译中文字幕以重国体”为由，命上海社会局监督，“令各影业知照遵行”。至此，上海放映的外国影片，基本上都开始打印中文字幕。

外片译配中文字幕的方法风行了十余年，到1939年才开始有了一次较大的改进，这就是译意风的应用。译意风原名Earphone，初译夷耳风，最后才定名为译意风。这套设备是美国的生产厂家专为上海的豪华影院“大光明”特制的，座椅背后安装有一副听筒，观影时只要戴上听筒，就会有一种轻柔的声音将剧情对白缓缓讲给你听。听筒里发出的声音，是由翻译小姐坐在工作室里边看影片边用国语讲解的，实际上也即类似于同声翻译。“大光明”当时推出的广告用语是：“贡献给爱看外国片而不懂外国语者；向来只看国产片而现在想看外国片者；欲求完全明了外国片剧情者。”确实可以说是抓住了观众喜尝新鲜的好奇心理。

1939年11月4日，“大光明”首次应用这套设备，试映美国影片《风流奇侠传》，招待中外新闻界人士。平日十分挑剔的记者们意外地对译意风这套设备一致唱起了赞歌，一位记者将此形容为“像是带了一位到美国去镀金的伴侣，连对白都念给我听，有时，还夹着趣味的语调。”9日，译意风正式对外应用，虽然要另付一角费用，但观众还是十分踊跃，成为当时“孤岛”电影界的一件盛事。这以后，译意风一直成为“大光明”的一项特色服务项目，受到观众的欢迎，担任翻译的女士也被影迷们亲热地称之为“译意风小姐”。

意欲扩张的好莱坞

自一次大战以来，美国好莱坞影片一直垄断着庞大的中国放映市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兵进入租界，美国影片被迫撤离中国，时达4年之久。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好莱坞重新登陆中国，不但迅速恢复战前的市场垄断地位，而且意欲有更大的扩展。1946年，米高梅影片公司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两项战后计划：一、在中国农村小城镇大力推广16毫米小型片。二、为输往中国的影片尝试配上汉语对白。这年夏天，米高梅出品的一些纪录片已经配上汉语对白在中国放映。1946年10月16日，米高梅的第一部汉语配音故事片《泰山到纽约》在上海一流影院“大华”正式公映。

“泰山”系列影片在中国曾受到广泛欢迎。米高梅选择《泰山到纽约》作为首部尝试汉语配音的影片，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时，米高梅的这项战后计划曾引起中国影坛的很大震动，不少电影从业人员对好莱坞影片在中国的长驱直入深感忧虑，演员关宏达的一番话可以说代表了当时广大影人的心声：“《泰山到纽约》竟进一步配上国语对白了，当这片放映时候，我吓得不敢去看，时时刻刻为咱们中国电影发愁，万一继《泰山到纽约》之后，接二连三运了过来，以他们的人力物力财力，中国电影的观众，也许要被他们吸收光。到这地步，我只有打算到乡下去种田，安分守己做一个以农立国的国民了。”（《不是滑稽语》，载1946年《莺飞人间》影片特刊）

《泰山到纽约》公映之后，未知是因为配音质量太差，还是由于宣传没有到位，并没有产生米高梅预期的反响。当时有一篇影评，对此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从泰山片的技巧方面说，这是上乘的一部，如象队等场景都不曾与以前雷同，高杆铁桥跳水一景极佳。加国语对白说明，不敢予以赞成，至少在已有很久西片历史的上海，恐不会受大部分人的欢迎。”这可以说代表了一部分文化人的心理。也许由于影片票房不佳，米高梅最终放弃了这项计划。

值得一提的是，继美国人之后，苏联人在1948年也开始了汉语配音影片的尝试，选择的电影是1948年在国际影展上得奖的彩色音乐片《森林之曲》。1949年2月26日，《森林之曲》在沪光、丽都、平安、虹光4家影院同时首映，广告上特别注明：全部国语对白！影片的艺术和乐观主义精神受到好评，但汉语配音方面同样不成功，有的观众直截了当地批评道：“担任中文对白的先生小姐们，所用国语都是带很重的‘关外’口音，稍一疏忽，便溜之而过，不易听出来。”也有的观众委婉地表示：“华语对白，总觉得不合适，以一个红发蓝眼睛的人，即使国语说得再好，在许多严肃的场面里，观众会哗然大笑。这种配音方法，我个人认为是不可取的。”

其实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还是一种固有的欣赏心理在作祟。在使用译意风时，因为知道是有人在翻译，故能很惬意地享受；而当看配音片时，由于是影片中外国人直接说汉语，就觉得很滑稽了。其实，假以时日，看习惯了，这种滑稽感很自然会逐渐消失。

华侨王文涛的勇敢尝试

几乎就在美、苏两国制作汉语配音影片的同时，有一个中国人也在默默地以个人的力量进行这方面的尝试，他就是华侨王文涛。他在上世纪30年代初便赴意大利，就读于罗马大学，以后又成为国内某机构的驻欧特派员。王文涛是一个学者，也是一个科学家，他平时酷爱电影，对于配音也有兴趣，因此看了很多好莱坞译配发行的外语片。他觉得意大利语的发音不少地方和汉语相似，因此决定从译配汉语影片着手。他选择了意大利著名影片《一舞难忘》进行尝试。这是一部爱情悲剧片，影片由著名演员爱莎丽娜丝和吉诺考尔维主演，其音乐和摄影曾在某国际电影节上荣获金奖。

为译配《一舞难忘》这部影片，王文涛率领二十多位华侨青年，进行了具有开创性的艰苦劳动。首先，对影片进行精密计算，将每句对白的影片长度逐句记录下来；其次，进行汉语翻译和对口型；第三，分配演员进行排练。经过长达十个月和数百次的试验，终于宣告译配成功，影片男主角由王文涛亲自配音。王文涛把《一舞难忘》带到上海时曾对记者表示：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译制片，他很高兴把这部影片带回祖国，让大家都能欣赏，以尽一个海外游子的赤诚之心。

影片从1948年1月8日到14日，由大上海电影院独家放映，日夜4场，连映一周。当时的广告称此为：“华侨影迷海外新收获，外国明星开口说中国话。本年度伟大贡献，王文涛创制，西片句句国语对白。”舆论对影片的尝试也有很高评价：“语气完全依照拷贝，可以说天衣无缝，丝毫看不出漏弊，只不过人物是碧眼黄发之流而已。”王文涛在译制外片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值得我们尊重和缅怀。

进入1949年，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百业复苏，万象更新。这年5月，东北电影制片厂率先进行译制片的试制，完成了新中国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同年11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专设翻译片组，由陈叙一出任组长。1950年4月，上海翻译片的第一个新生儿——苏联故事片《小英雄》（即《团的儿子》）宣告问世。中国的译制片事业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