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纪录片人生存状态堪忧

    几个民间独立制片人都说了同样的话，“简直没办法做，真是一点希望都没有的”。可是他们还在继续做，因为拍纪录片是他们存在的方式，也是他们表达自我的方式。
    国外有许多的民间基金，独立制片人可以报上自己的拍摄计划，然后向相应的基金申请经费。但是中国却少有类似的基金会，因此国内的独立制片人缺少了最重要的获取拍摄经费的渠道。某位独立制片人说，其实有许多的外国人愿意提供资金，也有兴趣资助他们拍片，但是因为他们无法成立基金会，从而无法获得合法的身份，这就使得制片的融资渠道处在非公开的不健康状态。
    那这些制片人怎么不向国外的基金会申请经费呢？也许有，但能够获得国外基金会支持的人仅限于如段锦川这些在国际影展上曾经获得大奖的纪录片名家。除了基金会，国外的电视台，如BBC，也倾向于寻找这少数几个成名成家的人合作。名气稍差一点，或者说没有那么幸运的独立制片人常以东拼西凑的方式获得资金，说直接点，他们多半自己掏腰包拍片。为了筹钱，他们会找电视台合作，为电视台拍片，或者提供纪录片给他们播放，从而获取少许的报酬。甚至连已经在国际纪录片界广为人知，并曾以《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获得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小川绅介”奖的吴文光也坦承，自己获取经费的方式“乱七八糟，什么都有。大到帮河北台做一个艺术家的栏目，小到为一个展览会做一个VCD”。
    一位纪录片人透露，其实和电视台合作也不像外人想象的那样容易。“国内多数电视台的节目都是粗制滥造，他们并不十分需要从外面请独立制片人制作很精英的东西。你想想，人家一个栏目养那么多编导，活都让你干了，那些编导怎么办？人家也要生活啊。”他说，“电视台播放一个纪录片所给的报酬大多相当的低，一分钟50块钱，半小时也就1500元钱。我投入了多少时间和金钱啊，1500元能弥补些什么！况且，一家电视台播了，另一家也就不愿再要了，因为现在不都是卫星电视吗？”
    谈到是否可以通过纪录片的发行来收回投资，许多独立制片人都表示对此十分不乐观。时下卖座的影片都是大片，或者是充满色情和暴力的影片，很少有音像公司愿意投资发行生涩平淡的纪录片。即便某些音像公司曾经尝试发行，通常也难以为继。比如，吴文光的《流浪北京》就曾经发行过，但之后也再无音讯。
    黎小锋曾与一家公司商谈《夜行人》的发行。“很不乐观。”黎小锋说。要发行，音像公司当然要买断片子的版权，但它们给的报酬十分低，甚至连成本都不足。此外，纪录片常常涉及到被拍摄对象的肖像权和隐私权，这些都成为发行的障碍。“国外的独立制片人因为有足够的资金支撑，他们通常都会在拍片前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解决被拍摄人肖像权及隐私权的问题。但国内的导演都很难做到这一点。”黎小锋说。
    总之，纪录片是精英的媒介，它很难像一部好莱坞大片一样让人们趋之若鹜。比如，名导演田壮壮的纪录片《德拉姆》，甚至被转成胶片，并通过院线发行，但最终还是难以达到商业片《英雄》这样家喻户晓的知名度。